快速城镇化对传统村落产生深远影响，厘清其对保护利用造成的刚性约束与驱动条件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以珠三角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以长时段的跟踪调研与回访为支撑，基于快速城镇化所带来冲击与机遇的辩证关系，尝试构建针对性的保护约束及活化利用研究框架，揭示珠三角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主要挑战、进展和发展前景。结果显示：（1）保护利用挑战主要体现在整体格局、聚落空间等物质要素的异化与受损，亦面临历史遗留问题多、投入成本高昂等约束；（2）快速城镇化也是珠三角传统村落活化发展的重要契机，城市功能延展、人口集聚与消费潜力等促进了以政府投入为基础的“补救”、以多元主体为助力的“自救”、社会企业介入下的“垂救”、紧抓政策机遇的“抢救”等保护利用新进展。研究同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战略条件，展望了新时期珠三角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趋势与发展前景。

提升乡村舒适性水平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需求、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土地综合整治为舒适性驱动型乡村发展提供了新路径。基于地方消费主义理论、乡村多功能理论、需求层次理论构建乡村舒适性的概念框架与指标体系，从土地利用多功能视角解析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舒适性的影响机理，利用武汉都市圈6个区县10个旅游村庄村民和游客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和双重差分法探究研究区域舒适性水平以及土地综合整治的舒适性提升效应。研究发现：（1）乡村舒适性是一种体现地方消费品质量、具有消费性功能、能够满足外来游客对乡村式生活与本地村民对生活品质需求、促使人们感到舒服安逸的乡村特性，包括自然舒适性、生产舒适性、社会舒适性和文化舒适性。（2）由于村民和游客需求不同，两者对乡村舒适性的评价存在差异。（3）村民视角下土地综合整治能显著提升乡村舒适性总水平及各维度水平，且具有稳健性。因此，今后应增加整治资金的投入、扩大整治范围，在充分考虑村民和游客的利益诉求特别是村民利益诉求的基础上，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各要素，持续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

旅游资源的认知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工作，传统的旅游资源研究、保护和开发通常依托于单体展开，而忽视了资源的集聚特征和组合价值。聚焦旅游资源区域组合，以国家战略导向和新时代旅游业发展需求为背景，重新梳理旅游资源区域组合的相关研究基础；面向旅游资源价值转化和可持续利用，从地域特征、组合特征和价值特征三个方面分析旅游资源区域组合的内涵；基于多源异构数据，以自动化识别为目标，结合知识图谱、文本分析、图像分析等技术，提出旅游资源区域组合的识别思路、方法和技术体系；归纳出旅游资源区域组合划定的原则与依据、旅游资源区域组合模式与方法、旅游资源区域组合的评价体系、旅游资源区域组合的价值转化路径和旅游资源区域组合开发保障体系五大关键问题，力求推动旅游资源区域组合的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城市湿地在城市系统中具有重要的生态与社会功能。国际湿地城市是《湿地公约》推行的表彰城市保护湿地取得成就的荣誉举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目前解决全球问题的关键，引领和指导湿地保护与城市发展。本文对接国际湿地城市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试图探索城市发展和湿地保护协同的新路径。（1）全面梳理了国际湿地城市的发展历程和申报认证流程，总结了中国13个湿地城市的创建经验。（2）介绍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阶段并总结可持续发展目标支持下的湿地、城市可持续发展举措。（3）未来趋势应面向“国际公约组织—创建成效监测—发展指标评估”促进湿地城市可持续发展范式探索，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城市建设”促进湿地城市高质量发展实践探索，围绕城市湿地的“遥感监测—模拟预测—综合评估服务”开展城市湿地智慧决策服务技术支撑。

在新时期中国大力推进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国土空间资源的高效、持续和公平配置成为必须开展的基础研究。以位于中国南方生态屏障核心区域的广西为研究对象，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核算下的供需匹配过程量化、PLE-ES供需象限矩阵的分析方法，分析国土空间资源配置过程下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匹配特征，构建以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体系为核心的国土空间资源配置优化方法。结果表明：（1）2000年、2010年、2020年广西国土空间资源支持服务供需差（Q）均值为0.30，调节服务供需差（Q）均值为0.33，供给服务供需差（Q）均值为0.06，文化服务供需差（Q）均值为0.03。总体表现为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供不应求，调节服务和供给服务供过于求。配置质量方面除调节服务协调度（C）均值为0.16外，其余三类生态系统服务协调度（C）均值大于0.60，均表现为配置公平高效。（2）生产资源供需匹配关系以“高供给—低需求”区为主，生活资源以“低供给—低需求”区为主，生态资源以“低供给—低需求”“高供给—低需求”区为主。（3）以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关系为价值导向，将广西分为桂西资源富集区、桂东东融发展区与北部湾经济区三个资源配置优化一级单元，识别其国土空间资源源地和需求地，构建促进区域协同合作与资源合理利用的国土空间资源流转“一张图”。

中国农业正在从要素投入型向效率增进型转变，土地流转能否推动农业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其效果机制尚未被有效证实。使用SBM-GML指数构造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然后基于2005—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应用面板交互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土地流转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重点分析该影响的异质性和相关机制。结果发现：（1）土地流转显著促进了农业高质量发展，该结论在控制区域遗漏变量、系统GMM估计、工具变量估计和外生冲击检验之后依然成立。（2）土地流转主要通过提高农业合意产出进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而对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的作用不明确；土地流转尽管并未显著促进规模化经营，但有效提高了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有助于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3）不同土地流转形式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差异化影响，相较于互换、转让等自发流转形式，出租、入股等市场化流转形式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显著。（4）不同土地流转对象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较于流转给普通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更能显著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再生水利用配置是推动再生水高效利用的重要手段。针对中国再生水配置理论的欠缺，在总结美国、日本、新加坡、以色列等典型国家再生水利用配置主要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再生水利用配置的三个基本要素：再生水价格机制、再生水供需状况以及再生水配置关系；针对核心要素，构建再生水利用配置的理论模型：一是基于再生水利用成本、供需双方再生水影子价格构建再生水综合价格模型，二是基于再生水需求主体、再生水需求驱动因素构建再生水需求总量预测模型，三是基于“自上而下”的目标要求建立再生水利用配置的区间双层规划模型，以实现“地区—行业”不同层级的再生水配置。本研究旨在完善再生水利用配置理论，为推动污水资源化利用提供决策参考。

在人与水的适应过程中，流域成为孕育人类文明和见证城乡演化的容器与纽带。“流域人居系统”是指流域环境与人居环境在不同时、空间尺度上交互作用和共同演化的适应系统，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协同性等特征。基于多学科的共性问题，流域人居系统科学涉及要素耦合、尺度关联、系统演化三方面关键问题，提炼形成“节点—背景—联系”结构理论与“地方—适应”演化理论，并提出多学科交叉与智慧流域人居的新范式。流域人居系统科学作为一个适应时代需求的领域方向，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综合运用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方法，开展学科交叉的系统研究，将助力新时期流域生态文明和高质量发展建设。

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模式决定了区域陆地生态系统碳收支的动态格局，建立面向陆地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提升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在全球“碳中和”行动和中国新型城镇化转型背景下，具有其紧迫性和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建立了城镇化背景下土地利用碳收支效应的系统性认知框架，提出城镇化通过土地利用变化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直接—间接—潜在”典型性路径。面向陆地生态系统减排增汇目标，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解释了国土空间布局低碳优化的内在逻辑，并从“数量结构—空间布局—空间用途”三个方面解构了国土空间布局低碳优化的治理维度，提出支撑国土空间布局低碳化调整的政策工具及其改进思路。通过强化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低碳化思维、拓展国土空间低碳优化路径，从而进一步凸显国土空间布局优化与治理在区域“碳中和”目标实现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背景下，探究旅游资源开发的共同富裕效应，为加快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指明探索方向。为厘清旅游资源开发通过收入增长、基建强化、文化传播和要素流动助推共同富裕实现机理，基于规模和质量维度，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2007—2021年湘西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1）湘西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水平呈现平缓增长趋势，但空间差异明显。（2）共同富裕水平持续提升，市级行政中心永定区、吉首市和鹤城区位于前列。（3）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旅游规模和旅游质量均可赋能共同富裕，且旅游质量优于旅游规模；不同区域旅游资源开发的共同富裕效应差异显著，其中张家界市最大，怀化市和湘西州次之。以共同富裕目标为导向，提出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利用、质量升级和区域整合模式。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机制，提升国土空间规划治理效率和水平，是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重要举措。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应通过对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过程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行为进行长期性、动态性监测，为了解国土空间规划实时运行状态、推动规划实时反馈优化提供基础。系统回顾中国规划实施监测相关工作的发展历程，从监测工作定位、内容技术体系和传导衔接机制三个方面总结了现有工作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全过程支撑”的工作定位，并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从规划要求落实监测、规划实施效果监测和规划过程调整监测三个方面构建了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内容体系，进而建立规划监测指标与规则库、趋势分析与预警模型库和弹性监测分析单元三大技术体系，为全面开展城市级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工作提供经验参考。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大背景下，对耕地数量的单一管控已转向落实“藏粮于地”战略，“大食物观”也赋予粮食安全新的内涵，“非粮化”治理亟需探索新时期耕地用途管制的应对逻辑并构建理论框架体系。通过对“非粮化”治理的政策回溯和困境揭示，提出应对逻辑要着眼于底线管控、动态发展和价值实现三个不同维度的治理视角，深入辨析安全与效率、供给与需求、资源与资产的关系。理论框架需参照多层级规划目标、精细化分区管理、全生命周期流程和差别化规则体系的原则，围绕管制基础、管制模式、管制环节和管制手段四个核心内容构建用途管制体系。研究结果可为防止耕地“非粮化”、完善耕地保护制度提供参考。

评估与监测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环节，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理论研究和本土化方案设计已全面展开，但在相关评估与实践过程中对于目标约束、层级传递等方面的考量仍然不足。为此，从系统性和开放性的角度出发，建立了一套面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多尺度空间解构与评估方案。结果表明：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生态安全、环境适宜、绿色发展等维度与可持续发展阶段性目标的差距在快速缩小，社会和谐维度虽然水平逐年提升，但距离目标仍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收入分配不均、城乡差异等问题较突出。针对差异化目标，多尺度协同推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该评估方案可为诊断可持续发展的区域问题、理解不同地区间和不同目标间的相互关系提供支撑，也有助于不同层级、不同参与主体在开放框架下积极参与可持续发展事业，系统地评估和监测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实现进程。

基于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使用2010—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从强度和效度视角研究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果：（1）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影响，因子影响力为0.089；（2）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效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因子影响力为0.406；（3）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强度位于6.29~7.46、7.14~8.66、6.22~6.94、7.72~9.11和3.59~4.29区间时，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值最高。研究认为科学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可以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保持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最优强度区间与完善补偿机制、提升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效度、有针对性地拟定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建议。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顶层设计已经建构形成的背景下，摸清国土空间开发现状绩效，建立科学系统的工作框架，并为各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空间开发与用途管制提供基础性支撑至关重要。依据既有实践中的国土空间开发绩效评价工作，试图阐释国土空间规划语境下的国土空间开发绩效内涵，进而结合正在开展的各层级规划实践，提出国土空间开发绩效评价工作的框架体系和关键议题。研究认为：针对国土空间开发绩效的研究源于传统空间开发模式存在的严峻问题和国土空间格局优化长期的战略需求，其已经成为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领域的研究方向之一，将有助于国土空间规划中各类型空间的格局优化和高质量发展；同时，国土空间开发绩效评价及提升工作，应该与各层级空间规划相协调，形成由宏观到微观的多级框架。国土空间开发绩效评价的开展，可为指导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空间绩效提升提供综合性思路，并对相应空间挖潜与再开发等政策的制定有所启示。

在提出海洋地缘经济内涵的基础上，梳理海洋地缘经济发展历程、研究热点及中国学者研究重点，总结其研究特点与现有不足，对未来研究趋向进行展望。（1）海洋地缘经济由地缘经济和海洋地缘政治衍生而来，受地缘政治影响，研究核心主题是涉海国家经贸联系。（2）西方海洋地缘经济研究从海洋地缘思想萌发，到对海权争夺的战略思考，到地缘经济理论的定性描述，再发展到多元化的定量探索。（3）中国的研究重点包括海洋地缘经济理论、海洋地缘经济活动、海洋地缘经济关系、海洋战略资源竞争格局、海洋地缘经济战略、公海保护区等。（4）当前海洋地缘经济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基础理论研究和定量分析均相对缺乏，但其受多学科关注，研究内容愈加多元化。今后可加强对海洋地缘经济研究的理论范式与决策支持、公海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及其空间效应、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海上运输通道安全与港航供应链韧性、海洋强国建设背景下中国海洋地缘经济环境等的研究。

东北典型黑土区面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景观格局破碎以及农业与生态空间冲突等问题，科学制定具有指导性的黑土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优化框架，对于保障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生态安全格局视角明晰生态保护红线内涵，在考虑生态保护重要性、农业与生态空间协调、自然与社会系统协调的基础上，提出“点—线—面”多层次空间要素的系统性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思路，考虑生态系统完整性与连通性识别生态保护红线优化区域。结果表明：（1）在保障不划入优质耕地的前提下（阈值为10%），叠加生态系统服务极重要区、生态环境极敏感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不匹配区域确定生态保护红线初步划定区域69646.00 km²，并提取生态源地34760.16 km²；（2）基于生态源地与构建的综合生态阻力面识别生态廊道10980.90 km与生态节点77个，其缓冲区与生态保护红线初步划定区域共同构成生态保护红线区域76234.54 km²；（3）基于破碎度（0.20）和连通度（80）优化阈值，25.48%的生态保护红线区域亟需优化。研究结果提高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优化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为东北典型黑土区国土空间精准管控与生态系统可续性管理提供重要依据，且对土地高度集约化利用、生态空间稀缺的中小尺度区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整全开发理念盘活乡村生态资源价值，是新时代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在揭示生态资源价值化所经历的“生态资源价值培育—生态资源资本深化—生态资源价值实现”三阶段发展内涵的基础上，阐述生态资源价值化与乡村振兴的内涵逻辑关联，并深入剖析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三阶段逻辑机理，探讨助推乡村振兴的区域典型模式以及在助推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区域现实难点和共性现实难点。基于逻辑发展、区域难点、共性难点三个视角提出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突破路径，为盘活生态资源价值，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指导。

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践行“两山”转化理念、促进生态效益与经济发展的关键路径。现有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地方实践模式存在治理主体单一、参与主体驱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借助多主体协同治理理论，解析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逻辑，据此设计以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生产—供应—销售”机制、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共创机制和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信息交流机制为核心要件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主体协同机制，基于多主体协同机制的提出，拓展土地资源生态产品、水资源生态产品、森林资源生态产品、湿地资源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新模式。以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主体协同机制为指引，创建多元主体共治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格局。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用地优化是满足不同整治目标下差异化的用地需求，缓解潜在用地冲突的重要途径。以海南省儋州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起步区国家级试点项目区为研究区，基于生态价值增长目标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标之间的权衡，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用地设定生态价值优先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力优先两种整治情景，以2019年试点项目区三调成果为现状，运用多目标规划模型和GeoSOS-FLUS模型分析两种整治情景下的用地结构优化和用地布局优化。结果表明：生态价值优先整治情景下，与现状相比，试点项目区红树林地和水田规模增加明显；整体景观分离程度较高，分布更加均衡且破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力优先整治情景下，与生态价值优先整治情景相比，试点项目区红树林地和水田增加规模有所变小，但商业服务业用地规模明显增加；整体景观进一步破碎化。两种整治情景的用地布局与《儋州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起步区国家级试点实施方案》中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建设项目布局相似与差异并存。因此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若增加生态价值与提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力需要统筹配置各用地类型，同时也要关注优化用地后可能对景观格局产生的影响。

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区域化嬗变重构推动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持续重塑，而海外战略支点以其突出的地缘影响对国家的海外战略部署起到显著支撑作用。基于地缘政治理论、新国家空间理论和区位理论，构建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逻辑框架与模型，并明晰具体行动路径。研究发现：（1）地缘政治、国家选择和区位资源分别主导高、中、低尺度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逻辑；（2）各尺度海外战略支点的空间选择逻辑各有侧重但又相互嵌套，从而塑造了空间选择的逻辑框架；（3）根据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模型，在具体实践中应参考“政府主导、多元联动”的行动路径。研究成果可以丰富战略支点研究框架，为提升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提供理论借鉴和政策启示。

随着人类对海洋资源的争夺空间逐步由“领地化”海洋向公海领域拓展，公海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多重威胁，公海保护区的划定成为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人海互动关系，对BBNJ协定下的公海保护区地缘环境系统展开研究，提出具有地理特色的公海保护区解析思路与方法。首先，解构公海保护区人海关系为本底层与运行层，分别探讨本底层中人类领域化行为、海洋本体属性以及运行层中人海互动过程的三大环节、四大系统，引出人海互动核心公海保护区海洋地缘环境系统；其次，对公海保护区海洋地缘环境系统展开系统解析，并提出公海保护区海洋地缘环境系统演变机制；最后，结合当前时代背景，对中国下一步介入公海保护区工作提出政策建议。

以南海周边国家为研究对象，采用国家间的贸易数据，基于地缘经济联系紧密度模型与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模型，分析2003—2021年国家与产业尺度下地缘经济关系，讨论潜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地缘经济联系紧密度上，国家尺度呈上升趋势，核心区域由南向北转移；产业尺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不同行业的增速差异显著；海洋产业呈现南北东相互制衡的三核心局面。（2）产业竞合关系上，国家尺度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国别差异明显；行业内竞合关系稳定，但行业间差距扩大；海洋产业国别差异显著，整体竞争大于合作。（3）空间因素、自然禀赋因素、文化因素和制度环境在不同的尺度与行业对地缘经济联系紧密度和产业竞合关系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社区是与居民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空间单元。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了居民日常活动模式以及使用社区服务设施的方式，促使以虚实空间交互为主要特征的社区生活圈开始形成。在这一背景下，亟待创新社区生活圈规划设计与建设思路，探究虚实空间交互的社区生活圈设施评估与布局优化方法，解决当前社区设施配套不完善、服务效能低、与居民需求不匹配等实际问题。在梳理社区生活圈设施评估与布局优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虚实空间交互的社区生活圈研究思路，从虚拟服务对居民活动与社区空间影响的路径与机制、基于虚实空间交互视角下的配套设施评估和布局优化模拟方法三个方面，提出重点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这对于社区生活圈研究体系的丰富和深化、实证研究的开展以及社区生活圈规划建设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利用转型是追求用地效益最大化的过程。运用理论分析、文献研究和案例实证法，从土地利用效益空间函数视角，探讨土地利用及其转型机理、土地利用形态的“协调—冲突—协调”交替演化模式和用地转型对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的作用等。结论如下：（1）土地利用效益空间函数反映区域各地类的效益产出格局，并决定各地类的效益相对优势区。（2）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机理可概括为“三维原始动力—隐性形态变化—效益函数变化—空间冲突协调—显性形态变化”。土地利用转型追求区域用地隐性形态和“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管理体制”的最佳耦合，以及用地显性形态和土地利用效益空间函数的最佳耦合，将各地类在空间上的强冲突化为弱冲突，并趋近实现最大效益总量。（3）土地利用形态“协调—冲突—协调”交替演化的上游和驱使环节是土地利用效益空间函数的变化，其下游响应是土地利用的最终效益产出，土地利用转型是上述交替演化的长期结果。区域土地利用形态的效益产出量是特定土地利用形态与特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对应、挂钩的纽带。（4）土地利用转型在较小区域与尺度上对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具有服务优势，且需与更大尺度的国土空间规划交互衔接进而协同实现优化效应。

面向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对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高度强调，针对完整自然地理单元——流域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将在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按照“一个核心—两个维度—三对关系”的基本脉络深化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理论认知。其中，一个核心，指以“水”为流域生态保护修复的核心要素；两个维度，包括时空两个尺度，时间尺度重在长短兼顾、动态适应，空间尺度强调区域整合、区际协同；三对关系，指在“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协同生态功能与人类福祉的关系，统筹自然边界与行政界线的关系，协调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的关系。结合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系统性认知，具体提出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四项要点，即定量刻画人水关系、明确时空尺度衔接、开展分区分类治理、强化自然持续保障。研究结果能够为构建可持续的流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提供科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