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自然资源高质量管理已成为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加快构建和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自然资源高质量管理，对于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围绕新质生产力赋能自然资源高质量管理的逻辑与路径，邀请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相关学者，就“新质生产力”与自然资源管理的逻辑关系、在自然资源管理中的定位与功能、对自然资源管理的启示与要求、促进自然资源高质量管理的重点领域，以及新质生产力应对气候变化与践行“双碳”目标、赋能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建设、重塑城乡协调发展新形态、保障粮食安全与助推农业强国建设路径等前沿议题发表观点。旨在深入解析这一议题及相关关键问题的解决路径，探索新质生产力在自然资源管理中的具体应用，为推动自然资源高质量管理、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参考。综合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以新质生产力推动自然资源高质量管理目标的实现，应特别关注以下关键问题：（1）面向全域、全要素、全过程、多部门协同的自然资源系统管理与机制创新；（2）面向综合保障自然资源安全与强化关键资源供给稳定的新质生产力培育重点领域与路径；（3）面向自然资源高效利用与精准管理的“数智化”新质生产力培育体系建设与实践创新。
为厘清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现实困境与逻辑机理，基于产权理论及多中心治理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并采取单案例纵向研究法，以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浙江省丽水市进行案例检验。研究发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资源价值难以显化、农民权益保障不足和治理结构遭受冲击三重困境。通过所有权明晰和横向权利束划分可优化生态产权体系，促进资源价值显化；剩余索取权和监督权与农民主体的匹配是保障农民权益的重要路径；以基层民主建设促进社会资本积累并加强政府的参与性引导和强制性规则可导向稳态治理结构，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可持续。基于此，应沿生态产权制度优化和治理机制重塑两大方向开展改革，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可持续实现。
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研究与实践的核心问题，近年来研究颇多，但缺乏对相关研究框架与方法的系统梳理。基于文献回顾，系统总结了二者关系的研究框架和分析途径，并提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研究框架大致分为四类，包括权力和能力方法类、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框架类、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框架类和生态系统服务级联框架类。四类框架的起源、要素构成和适用场景不同，但构建逻辑和内在假设存在相似之处。常用的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的分析方法可归纳为直接评价法、统计分析法、模型模拟法和定性评估法。未来有必要更新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的研究框架，基于机器学习等最新手段创新二者关系的研究方法，以及建立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指标选择与应用规范等，从而更好地促进对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特征和作用机制的理解。
目标明晰、统筹兼顾、干预适度是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的客观要求。基于土地退化平衡（LDN）视角，构建涵盖双重对象、双重法则、双重原则、指标体系、价值取向的理论框架，并以天山北坡城市群为例，揭示土地退化与改善的类型及程度，评判LDN实现与否。结论如下：（1）像元尺度改善区面积略多于退化区，并以轻微改善或轻度退化为主；重度退化同未利用地、城镇用地、矿业用地转入及水域、冰川、林地转出密切相关，而耕地、草地发生退化或改善与自身质量变化关系更为紧密。（2）区域尺度由于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地域空间未达标，整体上未实现LDN；大多数行政单元或格网都遭遇双重对象的同时否定。（3）从规范价值取向、偏向功能主义、促进人地协调视角出发，践行LDN要全局底线性思维和局部适度性治理相协调、要素差别化治理和系统一体化保护相统一，继而协同多元目标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研究可为干旱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
水资源短缺、荒漠化加剧等生态环境问题极大影响着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科学分析与评价外部扰动下的生态网络韧性水平，对于针对性提出该区域生态网络优化方案、增强流域生态稳定性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构建包括要素、结构和功能三个维度的生态网络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石羊河流域为例，对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网络韧性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和空间分异格局。结果表明：（1）石羊河流域生态网络空间结构具有非均衡性，生态“源地—廊道—节点”呈不均匀地集聚分布，但南密北疏的格局基本稳定。（2）2000—2020年石羊河流域生态网络韧性水平整体提高，年均增长1.55%，荒漠和山地地区生态网络韧性提升快于绿洲地区，结构韧性提升快于功能韧性和要素韧性。（3）2000—2020年间，山地、绿洲、荒漠不同类型区域内部生态网络韧性水平差异逐渐减小，“低—低”集聚（LL）和“高—高”集聚（HH）占比高。LL集聚主要分布在北部荒漠区域，HH集聚主要分布在南部山区，两者在空间上均有扩散的趋势。最后对山地、绿洲和荒漠三类地区，从要素、结构、功能三方面提出生态修复背景下流域韧性提升策略。
以项目示范撬动地方配套和企业资金投入，汇聚形成地方环境治理合力，是中国财政环境治理的特色创新。以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财政示范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及多重压力约束机制。研究发现：（1）示范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呈现出绿色财政示范政策的“撬动”作用；（2）绿色财政示范政策能够优化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激励行为，通过提高地方政府环境重视程度、增加地方配套环保财政资金和强化环境规制力度等机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3）从地方政府面临的多重压力约束来看，财政压力、官员晋升考核压力弱化了绿色财政示范政策的激励效果，公众诉求压力则有助于强化政策效果；（4）示范政策对财政透明度较高地区及非资源型和老工业基地城市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更强。研究结果对新时期优化绿色财政示范政策，推动构建与地方财政兼容的绿色财政协调机制，助推实现“双碳”目标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双碳”目标下，绿色技术创新在权衡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降碳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基于2006—2021年中国19个城市群地区的20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在刻画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时空演变格局基础上，实证探究了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并讨论了人力资本对该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2006—2021年中国城市群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碳排放增速先增后降，且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的城市群碳排放增速明显低于创新水平较低的城市群；（2）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碳排放呈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且受城市群等级、地理区位、低碳政策、城市产业结构以及城市规模的影响；（3）人力资本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碳排放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人力资本的增加一方面强化了倒“U”型曲线拐点前的正向作用和拐点后的负向作用，另一方面使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降碳阈值右移。研究结论为“双碳”目标下以提升人力资本为抓手，充分发挥绿色技术创新的降碳效应，贯彻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评价资源系统与城市绿色发展适配程度是判断城市健康程度的关键。通过构建“系统压力指数—优劣解距离法（TOPSIS）—脱钩弹性模型（Tapio）”评价体系，对2012—2021年长江中游经济区“水—能源—粮食”（WEF）系统压力与城市绿色转型质量的脱钩度（S）进行定量计算与驱动力分析，判断其资源系统与绿色转型适配性。研究发现：（1）长江中游经济区WEF系统压力变化波动较大。（2）长江中游经济区2012—2021年绿色转型质量呈现显著线性上升趋势。（3）长江中游经济区WEF系统压力与绿色转型质量暂未形成适配关系，湖北达到初步脱钩状态，三省绿色转型健康程度为：湖北>湖南>江西。应发挥湖北辐射带动作用，构建绿色产业、能源链，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发挥各省比较优势。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在遵循“源地识别—阻力面构建—廊道提取”框架构建生态网络、基于政府间政策文件构建社会网络的基础上，通过隶属关系将二者联系起来，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生态系统的“社会—生态”网络并探究其协同治理机制。结果表明：（1）生态网络形态上大体呈现“三横两纵”的形态分布，核心集中在湘赣边界山区，宜春、岳阳、九江、吉安和抚州市是网络中核心城市。生态网络结构较复杂，抗干扰能力较强；社会网络中，环境保护是区域合作的主要主题，武汉、长沙、南昌市是网络核心城市。（2）城市群“社会—生态”网络结构较紧密，但整体凝聚性较弱。网络核心集中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处，地理格局依然是影响区域间合作的重要因素。（3）通过社会、生态网络中的核心城市匹配关系发现城市群社会治理与生态联系存在空间上“错配”关系，吉安、抚州等市存在“政府管理缺位”现象。（4）“司法+机制”网络矩阵和地理距离生态联系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群内部整体处于机制不完善、司法保障不健全的协同模式，单一主题的政策网络难以发挥成效。打破地域上的行政边界，强化合作机制和司法联系能够为区域协同治理提供有效机制保障。
弃耕抛荒行为对粮食安全战略、保障农产品供给产生严重影响。通过构建“人—地—技”理论框架，分析农业社会化服务、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社会化服务能有效缓解耕地撂荒隐患，降低耕地撂荒程度，资本密集型的产中服务抑制效用最大。耕地细碎特征不利于农户耕地资源有效利用，抑制农业社会化服务对耕地撂荒的治理效用。因此，加大农业社会化服务宣传力度，尝试推行“荒地入股”模式盘活撂荒地，因地制宜转变细碎耕地治理措施，提升细碎耕地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可行性，积极发挥各服务环节比较优势，探索新型职业农民联动机制，实现新农人与现代化农业服务平台有效对接，以期遏制耕地撂荒增长，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农机化成本效率是衡量农业机械化生产成本高低的重要标准，而农田宜机化程度是影响农机效率的重要因素。为探究农田宜机化水平对农机化成本效率的影响，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中的Cost-C、CCR模型测算农机化成本效率及其构成，并构建空间杜宾实证模型，利用2004—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大多数地区农机化成本效率不高，特别是丘陵地区成本效率较低。（2）代表农田宜机化水平的劳均农田面积和农田平整度的两个指标对农机作业的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进而显著正向影响了农机化成本效率。本地区的劳均农田面积每增加1 hm2，其农机化成本效率将在原有基础上增加0.695；6度以下耕地面积占比每提升1个百分点，其农机化成本效率将比原先增加0.009。（3）农田宜机化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由于跨区作业的存在，邻近地区农田宜机化水平的提升也将提升本地区农机化成本效率。
RCEP的签署与实施为中国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刻画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采用拓展引力模型分析RCEP区域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空间凝聚力持续增强，连通性显著提高，贸易规模不断扩展，呈现“中心—边缘”结构；（2）RCEP成员国进口格局多样化趋势明显，出口稳步增长，农产品贸易伙伴不断增加，贸易地位出现分化态势，逐渐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单核结构；（3）经济制度质量提升和签订自贸协定有利于改善贸易环境，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农产品贸易。据此，提出中国应充分利用RCEP实施契机，发挥在区域内的核心影响力，推动高质量规则落地，形成区域高互补性农产品市场，提升农产品出口竞争力。
提升乡村吸引力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乡村吸引力水平的量化测度是研判乡村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依据。基于城乡交互作用视角，采取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乡村吸引力的基本测度框架与量化测度模型，并对湖南省浏阳市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吸引力是城乡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城市推力、乡村拉力、城市拉力、乡村推力和城乡中介力“五力”综合作用的合力；（2）乡村吸引力水平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中心镇、临近省会城市的乡村地区吸引力水平相对较高，其他中间地域乡村吸引力水平总体相对较低；（3）浏阳市乡村吸引力具有较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特征，全局空间正相关性显著，主要呈现高高、低高集聚区分布，以西北片区永安、洞阳、北盛、沙市、焦溪等为中心的乡村吸引力高值区对周边区域的积极带动作用显著。基于此，从开展分区分类调控、强化区域优势资源要素整合、推进城—镇—村生活圈一体化等方面提出乡村吸引力提升的对策建议。
《湿地公约》提出的“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是促进湿地保护修复的新举措。以国际湿地城市常德市为例，基于2000—2022年15 m空间分辨率湿地分类数据，监测常德市湿地保护修复逐年动态变化，定量分析湿地保护修复驱动因素的重要性和贡献率，探究主导驱动因素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1）2000—2022年常德市湿地保护修复成效显著，由1298.53 km2增加至1399.61 km2，建立湿地保护区对于湿地保护修复具有积极作用。（2）湿地变化类型以湿地稳定为主（61.86%），然后为湿地修复（22.10%）和湿地受损（16.04%）。（3）归因分析发现，湿地修复主要归因于退耕还湿，湿地受损主要由气候干旱引起；泥滩、草滩地、芦苇湿地、坑塘和河流变化主要受耕地影响化，湖泊变化受建设用地影响，水库和运河/水渠变化则受降雨量影响。（4）归因分区中，农业活动驱动68.76%的湿地变化，城市化和气候变化则分别驱动22.03%和9.21%的湿地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