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翥 摄

银板坑村，属石梁镇，地处宁海、天台、新昌三县交界处。村庄建在大山深处的山坡上，村里有左右两条小溪流，沿溪是两条路。

村庄因下面的那条溪坑而得名，村民全姓余，共一个祖先，相传先人来自安徽，清朝太平天国期间在南京为官，为避战乱，逃到这里。如今已发展到两百多口人，分住在天台和宁海等地。

山村全是老屋，一片黑色，黑瓦黑石黑木头，黑过了一遍又一遍，让这种黑从贫瘠又走向了蓬松。房子建在陡坡上，没有道地，用柱子打桩延伸出去，在上面铺上竹帘，搭一个平台，可以晒被子晒衣服，晒狗晒人……

我沿着村庄的路往上走，时近中午，门前、路边、矮墙上歪七倒八的全是晒太阳的人，狗在乱跑乱叫。路过之处，所有的老人都喊我吃饭。“来，吃饭！”“要在这吃饭吗？我给你做。”我忽然觉得脚下的这条石头伴着泥土的路充满了温情，在慢慢发热。谢过之后，我继续前行，走到村庄最高处的那间空屋前，也坐下来晒太阳。村庄安静，阳光落在这里，比人还懒，自己先褪了衣裳躺倒了。山里有风，屋侧青菜绿草喇喇地长。时在初春，却有一种春深了的感觉。我正坐着，看着前面的房子露出黑色的桁条，思绪正往沧桑的历史深处走，却见下面一间老屋里走出一个老太婆，用筷子“当当当”地敲打着碗沿对我喊，来吃饭，来吃饭！

我在一个六十多岁的妇人家吃了年糕，自制的咸肉自种的青菜自挖的竹笋，土灶烧的，很香。她还拿出王老吉和牛奶，挺好客的。给钱硬是不要，说谁都有出门的时候，如果要你钱我就不做了。我捧着碗，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吃，吃饭的时候，边上两个村民过来坐，一起聊天。

村庄坐落在大山深处，展眼四望全是山，望不到大山之外。山上则全是毛竹，一片看不到边界的毛竹山，大得让人绝望，人是这片竹林里蠕动着的小动物。现在的毛竹没那么值钱了，因为砍伐的人工费和运出大山的运费太贵，基本没什么赚。没有人砍伐的竹林，长得肆无忌惮，蓬蓬勃勃。而要从毛竹上取点好处，那就是挖竹笋。周围有很多村民在竹林茂密的高山上挖笋，然后就地埋灶煮熟晒干，再运回到山下的村里，常有外人来收购，有时自己运到山外去卖。我吃饭的那户人家的男主人就干着跟这相关的事。他花了一万元买一头骡子，帮人驮盐运到山上去煮竹笋用，通常是人加骡一天五百元左右，也有按斤算的，一毛、一毛二一斤盐。她说老伴今年69岁了，还在做这个活，明年不做了，年纪大了，上山难。村民们自己也挖笋，每当春笋的高峰期，就有外地人来村里卖鱼卖肉。他们知道，人干活的时候要吃油，没油吃下去，没力气，干不了活。挖来的笋有直接卖给山外的人的，也有自己腌制的，晒干了藏着吃。

我找到村里的老支书。他首先就问，吃饭了吗，没有吃，我做给你吃。他说村里水田很少，有一些，远在一个半小时路程之外的逐步村，当时村庄属于宁海县。村里人要去水田里干活，都要带午饭，早出晚归，一去就是一整天。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都还吃不饱，那个时候唯一的目标就是吃饱饭活下去，全部的精力也都用来干这事。村后的一片陡坡全整成了土地，种番薯，一直种到山冈上，凡是可以种的地方都种了，还是不够吃，政府每年贴补村里5000斤米，还不够，就花高价去私买。他当了四十年的干部，刚退下来。他摇摇头说，那年头，人真苦。现在都不种田了，却什么都有得吃。然而现在留在村里的老人们，一有空还是跑到村后的山地上种菜种土豆，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记忆，他们不敢忘。他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饿怕了，有空了就要去地里。人站在地里，干着活就踏实，一天空了闲了不干活就有一种负罪感。我转身看着山坡，还真有村民在转。他指着一老头说，八十四岁的老头，几个儿子都很好，赚的钱根本花不了。他还天天拄着拐杖上山，种地砍树，扛不动了，花一整天的时间拖下来，堆在屋后晒，只有这样他才安心。继而，他不无担忧地说，等我们都走了，下一代人怎么办？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回来种地，连大麦、油菜、土豆、蚕豆、水稻什么时候种也不知道。年轻人对农事生活有了一种隔阂。

原来村庄西面种着一排迎客松，从山下的村口沿着山坡一直延伸到山上，有十多棵，造型别致优美。老支书说那是上代人种下的，早就在了。好客，应是这个村庄从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或者他们自己饿怕了，有切身体会，才对过路人热情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