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国问题
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不，我是高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我的意思是，我描绘人内心的全部深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活跃在19世纪中后期，这一时期，中国正在经历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尚未在全球兴起。指出这点，是因为我们理解一个人物，无法脱离他的历史语境，陀氏不是神，他是一个有时代局限性的伟大小说家，后人从他的书信中找到他在性别意识上的局限、他拥护沙皇的话语，都是事实，但如果完全用21世纪的普世伦理去苛责他，进而否定陀氏的文学贡献，就容易陷入一种正确而空洞的话术，无助于理解他的复杂性。
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既不必造神，也无需全盘否定，重审他的思想遗产，辩证地看待他思考的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会比提出单纯的价值判断对读者更有帮助。在陀氏的思想蓝图中，有两个问题尤为关键。第一：我们如何去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第二：他的小说反映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在第一个问题上，别尔嘉耶夫的回答尤为精彩，他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创作都是艺术地解决思想主题，是思想的悲剧式运动。地下室的主人公——是思想，拉斯柯尔尼科夫——是思想，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沙托夫、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是思想，伊万·卡拉马佐夫——是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主人公都专注于某种思想，沉醉于某种思想。他小说中的所有对话，都是惊人的思想的辩证法。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一切，都是关于世界的‘该死的’问题的。”
一、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考的关键问题
在这一系列问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首要思考的，就是关于俄国的问题，因为俄国是他的祖国，是他的童年和亲友存在的地方，关于俄国的历史、现在、未来，始终盘踞在他的脑海。
人们曾说鲁迅的小说提炼了中国人的“国民性”，那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像是一个精神诊断高手，他的小说着重处理精神问题，关于俄国的国民性与斯拉夫人由历史、文化、地缘政治所共同建构的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首要处理的，就是一种名为俄罗斯的精神。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的关心流淌于多处。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宣布解放俄国农奴，陀氏为此欢呼雀跃。1877—1878年，俄土战争爆发，陀氏曾独自去往教堂，为俄国人民虔诚祈祷。在信件中（可参照上海译文社编选的《人不单靠面包活着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陀氏对人说：“我们国家的本质不是征服，而是爱”，俄国的使命是“显示全世界从未见过的俄罗斯基督”。以至于有学者认为：陀氏晚年是一个斯拉夫主义者，他所有问题的出发点都是斯拉夫人，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族是俄国的主体民族，而俄罗斯族起源于斯拉夫人的一支——东斯拉夫人。
俄罗斯何去何从，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考虑的首要问题。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流行着两种思潮：一种是从西方引进的启蒙主义、个人主义浪潮，衍生出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西式民粹主义等思想，他们的共性是质疑有神论、反抗君主专制，代表人物如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尤为值得阅读。另一种就是反西方派，或者说是斯拉夫派，他们认为要维护俄罗斯的传统，警惕西化思潮的入侵。他们可细分为民族主义者、有神论者、君主拥护者等。他们的共性是认为西方思想救不了俄国，任何从西欧思潮中照抄而来的纲领都不过是空中楼阁。
陀氏早年亲近空想社会主义者，晚年反思西化浪潮，拥护本土性，但他一生都没有完全倒向西方派或反西方派，而是在两者的中间地带摸索，探寻属于俄国的改良之路。而陀氏坚持的基础有三点：一、有神论；二、尊重俄国的历史与文化特色；三、批判枉顾具体之人的抽象革命。
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写道：“不幸的是，这些青年人并不懂得，在很多情况下，舍身也许是所有牺牲中最轻而易举的，而从自己风华正茂的生命中拿出五六年来埋头苦学，做点学问，哪怕只是十倍地增强自己的力量，以便为他追求的真理服务，为他心向往之并且引以为己任的大事业服务，这样的牺牲对于他们中许多人来说几乎完全做不到，实际情况往往如此。”
在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激进派知识分子论战中，陀氏同情流血牺牲的青年，但他质疑这种牺牲是否真的有意义。尽管杜勃罗留波夫曾撰写论文《逆来顺受的人》来肯定陀氏的文学才能，陀氏也曾在一段时间内与进步主义者保持友谊，可他不愿意隐匿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他无法因为后者肯定其文学的社会功用，就加入对于激进叙事的大合唱。
他否定的不是青年改良社会的善良，而是盲目的、无谓的牺牲，是人类在朝向乌托邦的道路上，制造的不是光明，而是更深的灾难。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革命的精神实质》里曾说：“俄罗斯革命就其性质讲是反民族的，它把俄罗斯变成了一具断了气的尸体。但是，就是在它的反民族性中也反映出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我们不幸的、招致灭亡的革命的风格——也就是俄罗斯风格。我们旧的民族疾病和罪恶导致了革命并决定了它的特性。俄罗斯革命的精神实质——就是俄罗斯的精神实质，尽管这被我们的敌人利用，置我们于死地。革命的不切实际——就是俄罗斯的不切实际，它的鬼魂附体式的疯狂着魔——就是典型的俄罗斯的疯狂着魔。”
革命无法真正解决俄罗斯的问题，革命总是以华丽的词汇登场，用摧枯拉朽的形式清场，又在新瓶装旧酒中退场。革命实现了主奴变换，实现了权力结构的大洗牌，但除此之外，剥离掉那些新鲜词汇，革命的底色仍是陈旧，它事实上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而是旧的权力关系以新面貌重新登场。这就是陀氏担忧的俄国式的革命，也即别尔嘉耶夫形容的“那些曾被驱逐的掌了权，而那些曾掌权的被驱逐；奴隶成为无限的自由人，而精神上的自由人遭受暴力。但请试着透过俄罗斯革命的外表走进其深处，在那里你们就会认出一个旧俄罗斯，就会遇见老的、熟悉的面孔”。
二、俄罗斯革命的精神本质
别尔嘉耶夫曾经写过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和约瑟夫·弗兰克百科全书般的陀氏传记、巴赫金深入陀氏小说的复调艺术不同，别尔嘉耶夫深入陀氏的精神世界，从宗教和精神现象学的角度解读陀氏小说。他在书中重点处理的问题就是陀氏如何看待革命。
一种比较粗糙的看法是，陀氏拥护沙皇，反对革命。但更细致的梳理是，陀氏反对的是怎样的革命？倘若从民族心理的角度切入，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诊断的，是一种名为俄罗斯的精神，是关于俄罗斯的精神、历史、与宗教式革命倾向。陀氏反对的并不是“使社会健全，使民众得到福祉”的革命，而是新瓶装旧酒式的革命，是仅仅使“奴隶成为自由人，自由人成为奴隶”的革命。
在别尔嘉耶夫的论述里，后一种情况以反民族的面目出现，但它根本上又是民族的，是基于俄罗斯的精神状态与其内在的弥赛亚冲动。它以新鲜词汇包裹着一个陈旧的事实，以乌托邦的蓝图指向一片血红的泥淖。陀氏所思考的，是俄罗斯革命的精神本质的问题，是何以激进的尝试轮番上演，俄罗斯的底色仍旧不变。因此，与其说陀氏反对的是革命，不如说，他反对的是无法从根本上医疗俄国病症的乌托邦冲动，是一种仅仅使“奴隶成为自由人，自由人成为奴隶”，以解放之名锻造新的奴役的流血活动。
俄国式的革命，是以牺牲人来成就乌托邦的革命，是一种反具体、反宽忍、献身于中心和强人崇拜的心理现象，而陀氏不断在作品里书写的，是要爱生活本身，胜过爱生活的逻辑，爱具体的人，而不仅仅是抽象的人类。
一言以蔽之，陀氏渴望的是爱具体的人的革命，而不是爱抽象人类的革命，他认为一切抽象的、崇高的口号，应该回归到对一个具体的无罪者的善意。
所以，陀氏警惕的是奴役和牺牲他人的冲动。是一种献身抽象而枉顾具体的精神。《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阿廖沙感叹道:“我认为，在世上人人都应该首先爱生活。‘爱生活胜于爱生活的意义。’一定得这样，像你所说的超越逻辑去爱，一定得超越逻辑，那时我才理解其涵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暴力革命，这使他绝无可能是一位“西方派”，可他又不是单纯的斯拉夫主义者，他在实际行动上又有同情、理解进步青年的一面。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宗教大法官一章中，当大法官嘲笑自由意志与人类追求自由的冲动，陀氏用上帝的沉默与亲吻暗示他对大法官的不屑。
正如弗兰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三卷《自由的苏醒》中所提到的，陀氏在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论战中处于两头不讨好的境地。斯拉夫派嫌他扭扭捏捏忍让激进主义者，《现代人》杂志的激进派撰稿人们则愈发意识到陀氏跟他们不是一类人。作家凌越在《“地下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梳理了这段往事：“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有关艺术功用问题的争论，两者原本存在的裂缝逐渐扩大。进而，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批判的目标指向车尔尼雪夫斯所推崇的费尔巴哈美学——这种美学贬低整个超自然和先验领域的价值，而且想使艺术最终成为宗教的某种替代品——时，两者的矛盾公开化而且不可调和。”
三、一个不合时宜的中间派
在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接近于中派。他同情青年人要求社会正义、政治改革的诉求，又恐惧暴力革命使俄罗斯跌入万劫不复之地。他的这种复杂性，多少与他的生命历程有关。梳理陀氏的思想变迁，首先要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说起。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加入了这个由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组织的小组，小组成员提倡革命民主主义者维·格·别林斯基和亚·伊·赫尔岑的思想，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但他们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纲领，也没有军队，仅仅是秘密结社，研读各类西方著作，包括空想社会主义的作品。陀氏是小组其中一员，但并非核心。
据《列宁全集》记载：“1849年4月23日（5月5日），由于奸细告密，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小组成员被捕，监禁于彼得保罗要塞。21人曾被军事法庭判处枪决，后分别改判为服不同期限的苦役、由管教所监禁等。”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卷入其中。1849年12月22日，他和小组其他成员被押赴谢苗诺夫校场执行“假死刑”，行刑前最后一刻，被告知获得了沙皇赦免，死刑改判为八年西伯利亚苦役，后来改为4年，之后再服兵役。
“假死刑”的体验影响了陀氏的一生。据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的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记载：从1849年到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十年之久的西伯利亚流放生涯，他在奥姆斯克监狱服了4年苦役，随后去到俄国边境谢米帕拉金斯克，作为西伯利亚军团第七路军的一个士兵服役。十年流放与服役生涯，让陀氏深入俄国腹地，对俄国的民族特性与精神现象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以那段时期为素材，陀氏写下《死屋手记》和《地下室手记》，并在日后创作出一部部直抵俄罗斯精神深渊的小说。
从同情西方派到偏向斯拉夫主义者，陀氏的思想转折看似突兀，实则有意可循。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真诚地思索俄国未来的道路，渴望改善民间疾苦。早年他研读空想社会主义，接受启蒙主义思潮，是因为意识到君主制的弊病，看到俄国民众的苦难和权贵生活的腐败。流放西伯利亚后，他深入俄国社会的腹地，考察斯拉夫民族的性格，加上与俄国革命者的更深接触，陀氏认为西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无法救国，乌托邦叙事容易演变成灾难，故而他转向更温和折中的立场。
陀氏虽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受空想社会主义影响，但要说他完全接受空想社会主义，那是缺乏证据的。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陀氏并不是一个政治立场很鲜明的人。陀氏的所谓转折围绕着一个基准：什么是更适合俄国的政治？这种政治不只是政治制度、政治框架等宏观政治，也包括深入到民间、乡野的日常政治。陀氏早年观察村舍主义，试图在俄国乡村发展合作社机制，也与这一思考基准有关。
事实上，即便与激进派分道扬镳，陀氏仍保留着做人的底线，那就是：不举报、不揭私、不因观念不同而置人于死地。他在信中坦言自己耻于成为告密者，当俄国激进派试图去冬宫放炸弹时，他写道：“我反复考虑了将会使我这样做（去警察局报案）的所有理由。有充分依据的理由，令人信服的理由，然后我又考虑了阻止我这样做的各种理由。……唯一的理由是害怕被当成告密者。”在《死屋手记》中，陀氏曾写过：“在监狱里告密是一件十分普遍的事情。告密者不以为耻，而其他人也不会对他怎么样。”但他自己不与告密者为伍，也坚决不告密。
四、如何使灵魂得救，这是陀氏小说的关键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担忧的不只是革命热情到头来沦为一场虚妄，在二十世纪还未到来前，他已经预见了现代性的危机——在一个缺乏信仰，人取代神的年代，当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轮番上演，人类热烈地拥抱绝对理性和个人主义，等待人的或许不是自由，而是无法化解的虚无的泥沼。
从《罪与罚》《群魔》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他都在思考关于信仰的问题。梅诗金与阿廖沙，他们都是具备信仰的人，他们在小说中代表着希望。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与伊万，他们或是笃信力量的尼采主义者，或是质疑上帝、缺乏信仰，推崇绝对理性却走向虚无。
这其中，《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关键的作品。如巴赫金所说，陀氏使用了一种复调叙事，他让人物自由地发出声音，让小说成为一个不同流派、不同思想汇流的广场，经营出一种多声部的对话效果。《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由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构筑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家族是深受父权制与宗教气息所影响的俄国家庭，他们接受教育，继承了俄罗斯传统的优缺点。作为一家之主，老卡拉马佐夫代表着俄国大家长的典型样貌：威权、冷酷、具有控制欲、漠视女性境遇；阿廖沙代表信仰和善良，是陀氏笔下理想的斯拉夫主义者；伊万是受进步主义影响的青年，象征着俄国社会论战中的“西方派”，他代表着无神论、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米嘉则代表着感性，他是浪漫主义的化身。除他们之外，佐西马神父也是书中重要人物，他是陀氏的传声筒之一，代表着日渐被世人遗忘的高尚信仰。
通过“宗教大法官”章节、佐西马神父之死、伊万三次走访斯梅尔佳科夫、法庭戏份中控辩双方的对决，以及理性的伊万走向虚无主义的困境，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诫读者——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年代，人类必将走向虚无，而这正是现代社会最大的危机，一个虚无的天空正笼罩的人类。
正因如此，《卡拉马佐夫兄弟》试图探讨“上帝是否存在？”进而言之，陀氏在追问：“人对上帝的信仰是否重要？如果上帝不重要，一切高于人的尺度被取缔，这个世界究竟是通往救赎，还是更深的毁灭？”可以说，早在十九世纪，陀氏就看到了信仰之死给人类带来的危机，而到了二十世纪，诸多政治家和革命者解决此危机的办法有三种，一种是维持宗教地位与代议制民主政治；第二种是制造共产主义信仰、民族主义信仰或者国家崇拜，来替代上帝的作用；还有一种就是塑造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型统治者，以本人半神的面目作为现代君主，并通过战争和意识形态斗法来制造“敌人”，使民众依赖强有力的现代君主进行统治。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笃信东正教的家庭，作为一个有神论者，他毕生在思考与上帝有关的话题。公允地说，陀氏对于不信上帝之人的处理，着实有他的偏见。在他的小说里，信上帝和不信上帝之人，命运截然不同，叙事色彩也不同。巴赫金溺爱陀氏，认为他充当着一位不干预人物思想、命运的叙事者，其实他狡猾地很，他不干预人物的思想，但通过人物的结局来传递着自己的好恶。《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认为自己是一个超人，他笃信抽象的理念，却在现实中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与妹妹丽扎韦塔，最终在有神论者索尼娅的劝说下投案自首流放西伯利亚，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叙事，一个道德教化故事。陀氏所写的是高明的教化小说，他规劝读者的方式不是说教、檄文，而是静水流深的命运长篇、是信仰者得救的灵魂书写。
正因如此，他才会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安排一场上帝与宗教大法官的对峙。大法官将上帝关进一座阴森的拱顶监牢内，他警告上帝不得降临尘世，否则人类对其信仰将要坍塌。这是整部小说最精彩的一页，宗教大法官说出了令读者惊讶的话：“消灭自由是为了使人们幸福。”大法官与上帝之争，既是面包与自由之争，也是信仰与神秘关联性的辩论。大法官警告上帝，既然他把人间的管理权交给了教皇,，那他就不应该现身人间。上帝没有权力向人类透露他那个世界的秘密，他必须保持神秘，处在未知。如果上帝以显形的方式存在，那么他无论带来什么新的信息，都将侵犯人们的信仰自由，因为此信息将被视为奇迹。
大法官宣称：“‘你自己来判断究竟谁正确：是你还是当初向你提问的那位？回忆一下第一个问题；虽然不是原话，但意思是：‘你想走向世界，但是两手空空，只有一项自由的许诺，而人们由于头脑简单和胡作非为的天性，对之根本无法想象并且怕得要命，——因为对于人和人类社会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东西比自由更无法忍受的了！”
在宗教大法官看来，人类一度获得过自由，但他们无法承担自由的重负，自由给予任何人类社会的不是幸福，而是纵欲和灾难。尽管从应然的角度，人不能只为面包而活，人需要自由，但是他列举了人世间一桩桩苦难，以此来证明面包的珍贵。他说：“对人来说，安宁甚至死亡比在认识善与恶方面的自由选择更可贵。最能吸引人的莫过于让他的良心得到自由，但最折磨人的也莫过于此。……你非但没有掌握人的自由，反而扩大了自由，以自由的苦楚搅得人的心灵王国永远不得安宁。……然而，如果人们受到选择自由的压迫，不堪承受如此可怕的重负，他们最终也会拋弃你的形象，甚至对你的形象和你的真理提出争议,——这一层你难道不曾想到？”
但上帝不发一语，他用沉默化解了大法官的桀骜。当大法官为自己勘破了上帝的神秘而沾沾自喜时，上帝用奇迹昭示着大法官的可笑。作为书写者，陀氏在此沉默不语，但他其实是站在上帝这边，也是小说中代表着信仰、利他、慈悲精神的主人公阿廖沙一边。而伊万既是分裂者，也是质疑上帝的人，他并不是不接受上帝的存在，而是不接受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如果上帝真的博爱，为什么人世间还有这么多苦难？如果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类，为什么人类和世界还有这么多罪恶？伊万·卡拉马佐夫是一位反神论者，陀氏借小说第四章“反叛”呈现了伊万的困惑。
通过伊万和阿廖沙的对比，陀氏在呈现一个终极问题：人类究竟是应该相信上帝，在对神的敬畏和献身中走向救赎？还是应该放弃古老的幻想，在承认上帝已死的基础上，去寻找一个超越传统善恶观的新的乌托邦？这种观念上的根本分歧，构成了陀氏小说中最大的张力。
这是整部小说最富有哲理性的篇章，约瑟夫·弗兰克赞美此篇“达到了几乎无人能及的意识形态高度”，他说：“在19世纪，谈起能够与其匹敌的作品，人们或许只能想到巴尔扎克的《塞拉菲塔》和《路易斯·兰博特》，乔治·桑的《斯匹里底翁》，或许还有福楼拜的《圣安东尼的诱惑》。”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看重俄罗斯人的性格，那种坚韧、忍受苦难和向往崇高的民族性。民族性是否存在，现代科学是质疑的，但至少在陀氏看来，俄罗斯人有他自身的民族性，以俄罗斯人为主体的俄国文化，能够成为保卫信仰、抵御个人至上主义和乌托邦叙事泛滥的重要屏障。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的看重，是因为俄罗斯这片土地有孕育利他主义和崇高精神的潜能。俄罗斯并未因个人主义而支离破碎，俄罗斯民族里有一种强力的对于信仰的推崇。然而，他对于俄罗斯的精神更有担忧，因为那精神犹如天使与魔鬼的调和，在那里既有人们对崇高信仰的渴望、对于苦难生活的顽强承受，也有他们对于乌托邦的冲动、对于专制和强权的迷恋。俄罗斯人忍受着苦难生活，但他们对于奴役的忍耐，恰恰是成就奴役的重要原因。他们渴望弥赛亚式的奇迹，盼望一个真实的神明能救赎饥寒，然而，现实中扮演神的却是“克里斯玛型领袖”，是一个个政治强人趟过血的长河，带领俄罗斯从一个苦难，走向另一个苦难。
在一个道德稀缺的境地，流血牺牲通往奴役之路。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意到，随着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人主义思潮的涌现，一些重要的道德价值正在流失。这不仅是因为子一代对于神明日益失去信仰，也在于，一种爱人和宽恕的精神，正在被热爱抽象价值、对身边人残酷所取代。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矛盾也在于此——他一方面意识到俄国人民对于奴役的忍耐成就了奴役，另一方面在面对社会危机时，他无力做出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变革，而只是诉诸于道德式的解法。信仰得救，承认己罪，这是陀氏关键的思想之一，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神父就坦陈：只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过，才能最终拯救俄罗斯人。只可惜，陀思妥耶夫斯基无力给无神论者一个兼顾信仰与无神的解法，当现代性摧枯拉朽地到来，他深情的目光仍回望着昨日的世界。到如今，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作古，而他所留下的问题，依然在灵魂的深渊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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