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揭晓

长期以来，在西方强势主导话语的影响下，“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影响甚深。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事实表明，东西方世界现代性的生成和演进过程是多元而复杂的，存在着不同的路径。对西方现代化的简单移植和攀附，不仅不能回应中国现实的发展问题，更无法把握和应对当前世界的复杂状况。在东西方文明再度面临重大抉择的历史性时刻，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深层结构和当代中国实践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对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具有决定性意义，更蕴含着化解西方现代化道路当代困境和人类总体性危机的基本提示。深入理解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历史进程及其当代实践，已然成为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和时代使命。

参考文献：

何中华：《世界历史·亚细亚现象·中国道路——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文史哲》2022年第1期

孙正聿：《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

万俊人：《现代性的多元镜鉴》，《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沈湘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传统文化根基》，《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吴晓明：《世界历史与中国式现代化》，《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9期

截至2021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城镇人口上升至9.1亿人。迅猛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历史性地改变了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城市社区已然取代乡村成为中国社会的基础组织。原子化、高强度的现代都市生活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促使学界重新认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伦理的恒久价值，呼吁重建适应当代城市社区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

学者们意识到，在城市化的“后半程”，家庭仍然是社会的基本单元。面对现代化转型带来的整体冲击以及城市化引致的诸多困境，以家庭价值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仍不失其巨大的张力。如何在充分认识中华伦理体系独特性、延续性的基础上，激活潜藏于当代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重新发扬包括家庭本位、人伦情义、礼仪社会等传统伦理的现代意义，打造一种与中国道路相匹配、与中国传统文化可对接、与西方生活方式能媲美的新型“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不仅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社会基础和道义支撑。

参考文献：

刘宗迪：《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及神话的重建》，商务印书馆，2022年7月

杨维军：《探索文明起源需要多方发力》，《人民日报》2022年7月4日

傅道彬：《两种文明形态与周民族迁徙的史诗路径》，《文学遗产》2022年第3期

王震中：《比较文明学视域中中华上古文明的思想文化特质》，《世界历史》2022年第4期

田兆元：《“中国神话谱系”与“中华文明探源”精神本体研究》，《文化遗产》2022年第5期

参考文献：

孙向晨：《“汉语哲学”论纲：本源思想、论域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黄裕生：《何谓汉语哲学？为什么需要汉语哲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5月10日

韩水法、江怡、董平、陈小文：《语言跨界谈哲学家谈汉语哲学》，《语言战略研究》2022年第4期

詹文杰：《汉语哲学语境中的 Being 难题——评王路教授的“一是到底论”》，《现代哲学》2022年第6期

杨国荣：《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兼议哲学话语的内涵与意义》，《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

在岳麓秦简、北大汉简、张家山汉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整理接近尾声之际，清华简、北大秦简、里耶秦简、悬泉汉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持续刊布，益阳兔子山汉简、睡虎地汉简、海昏侯墓出土西汉简牍、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等新发现层出不穷。呈现“井喷”之势的出土简牍，为古代史研究持续输送大宗新史料，也为研究范式的革新提供了巨大契机。

对于曾经在中国古史分期等重大讨论中有着丰厚积淀的秦汉史研究而言，大批简牍的出土一度让细碎化的材料整理成为主攻方向。但随着资料梳理和史实考订等基础性工作的推进，有明显迹象显示以简牍材料为中心的秦汉三国史研究开始回归重大问题的讨论。本年度涌现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国家治理”概念的激发下，以秦汉基层统治和乡里社会为视阈，针对帝制中国早期的基层治理、社会形态、人身依附关系等诸多核心议题，展示出宏观的理论思考和“长时段”的视野关怀。简牍研究似正处于由量变转向质变的节点，新的整体性历史叙述脉络的出现令人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侯旭东：《汉家的日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

沈刚：《汉晋简牍与制度史丛稿》，凤凰出版社，2022年12月

李均明：《“五一广场简牍”中的东汉社会》，《光明日报》2022年1月22日

陈侃理：《秦汉里吏与基层统治》，《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

卜宪群：《秦汉乡里社会演变与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新世纪以来，以“全球汉籍合璧工程”为代表的诸多汉籍整理项目，延续晚清以降对“佚存书”的关注，系统性地开展海外所存中国古籍的搜寻、编集和研究工作，基本掌握了域外汉籍的庋藏情况。与此同时，学者也逐渐将目光和精力从聚焦海外所藏汉籍珍本，转移到东亚世界本土汉文著述的研究。2022年，在“燕行录”、东亚“笔谈”文献、中国文集域外注本等诸多领域，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整理和研究成果。

在“从周边看中国”和“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等理念的推动下，由于具有和中华文明相通的价值观念、感知结构和审美方式，中国之外文人撰述的“东亚汉文学”已逐渐成为一种作为方法和视野的研究路径，推动对“东亚文化圈”的全面理解。更有学者呼吁要将目光由东北亚拓展至南亚、东南亚，将“东部亚洲海域”作为一个历史世界进行关注和研究。植基于此，对域外汉籍蕴含的跨界交际、文化认同等问题的延伸探讨，不仅能够深化对中华文明传播孳衍的认识，更有希望促成整体性“东亚世界”研究格局的形成。

参考文献：

郑杰文、刘心明主编：《欧洲地区所藏中国珍稀文献丛刊》，中华书局，2021年12月

漆永祥：《燕行录千种解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

张伯伟等编校：《朝鲜时代文献所见笔谈资料汇编》，凤凰出版社，2022年12月

章清等主编：《近代日本汉文文献丛刊》（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12月

葛兆光：《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商务印书馆，2022年10月

随着《平原上的摩西》等小说的影视改编，以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作者为代表的“新东北文学”开始走向公众并逐渐经典化。与此同时，2022年“新南方写作”概念也开始提出并被文学评论界广泛接受，用以概括近年以华南为核心并辐射到东南亚的一系列创作实践。“新南方写作”与“新东北文学”遥相呼应，成为当下令人瞩目的两股文学浪潮。

正如“新东北文学”的主题是东北地区社会经济转型一样，评论者亦指出“新南方写作”之所以为“新”，是因为它是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生和正在蓬勃发生的“新南方经验”的文艺表征。新“南”“北”写作虽然有着不同的写作地域、美学风格和文学意象，但都是通过地方认知和地方叙事，来塑造和展现近数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急遽转型所带来的历史记忆和社会体验，是一种立足“地方”、面向当下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以此而言，新“南”“北”写作的异军突起，无疑代表着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道路中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实题材书写的再次繁荣和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强势回归。

参考文献：

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丁帆：《寻觅现实主义文学的路标》，《文艺争鸣》2022年第1期

李勇、席新蕾：《近三十年文学的现实主义发展路向》，《文艺论坛》2022年第5期

白杨：《历史经验表达与东北区域形象建构——多重文化场域中的新世纪东北叙事》，《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1期

王德威：《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

最近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明显的本土化和历史化转向。由于来自西方的理论体系与“中国经验”之间存在着巨大脱节，当代中国实践在学术上没有得到充分的概括与总结，于是从历史中寻找“本土性”，成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共通路径。历史社会学在近年的急遽升温以及“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热烈探讨，成为这一本土化转向最显明的表征之一。本年度出版的黄宗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一书可作为其中的代表。

作为一位同时谙熟西方理论和中国历史的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在本书中以对西方中国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开篇，直陈中国实际与西方理论之间的悖论性，倡言建立从中国经验出发的新型政治经济学，并对中国社会发展进行了原创性概括，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点。黄宗智的研究是近年来社会科学界寻求构建本土性学科理论体系的代表性尝试。同时也显示出，从中国经验提炼中国概念，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道路，以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共识和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