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
俗话说：“那些不懂历史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而那些懂历史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不懂历史的人重蹈覆辙。”这句话可能过于悲观了，毕竟我们还是从历史中学到了不少东西。虽然时不时会有“这里、这次不一样”之类的自我安慰，但大体上我们还是愿意面对现实的。
现在国内的媒体经济学家大体上处于供给过剩的状态，他们在媒体上、网络上发表对目前重大经济问题的看法，很多却只顾吸引眼球，贩卖焦虑，立论基础通常薄弱，而结论与政策建议又老生常谈，怎么说都不会错，仔细读完也不会增加太多真知灼见。而另一方面，学院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则曲高和寡，计量工具用得甚是娴熟，却经常与国内经济的现实问题无涉，这也不能怪他们，毕竟中国的经济现实大多比较魔幻，恐怕是那些优美的模型无法涵盖的。
正因为此，当我读到彭文生博士的《渐行渐远的红利》时，就觉得分外难得。这本书在2013年出版，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中国近十几年增长红利尤其是人口红利的逐渐丧失。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人口结构中生产者(青壮年)相对于消费者(老人及孩子)比例的增加以及农村隐性失业人口进入城市从事更高劳动生产率的工作，以上红利导致了中国近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塑造了中国特殊的经济结构(比如中国奇高的储蓄率导致经济增长特别依赖于投资拉动)。整本书以人口结构变迁为主线，串起了近年中国经济种种让人疑惑的现象，给予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解释框架，而相关数据的支撑也非常扎实。应该说，这种既有理论框架、又有数据支撑，更能关注现实的经济学研究在当代中国仍然比较稀有，读来颇有醍醐灌顶之感，看到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有类似的经济逻辑，不得不佩服作者观察之敏锐，思索之深刻。
在《渐行渐远的红利》的第五章与第七章作者分别探讨了我国经济中的货币信用周期及房地产泡沫问题，作者初步尝试了自全球金融危机后逐渐兴起的金融周期(或称信贷周期、债务周期等)框架来分析我国的信贷增长与房地产泡沫互相促进的问题。美国次贷危机前信贷大幅增长推动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上涨，导致整个经济体的债务增长，经济结构扭曲，最终泡沫不可持续，美国不得不面临自大萧条以业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历痛苦的去杠杆过程。虽说历史不会完全重复，但历史会押韵，经济史上的贪婪与恐惧，狂欢与衰退总是如影随形，中国会是一个例外吗？还是说具备中国特色的房地产泡沫永不会破灭？作者的答案是否定的。
自《渐行渐远的红利》出版已经五年了，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仍不见回调的迹象，更有甚者，2016年房价的狂飙突进让我们吹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房产泡沫。房地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肌体的癌症，几乎每个经济学家都无法避免谈论地产泡沫问题，给出他们自己的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彭文生博士也在去年出版了《渐行渐远的红利》的姊妹篇《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书中对《红利》中信贷周期与房地产泡沫的内容加以扩展，更加系统地在金融周期这一理论框架下分析中国经济现实，尤其是房地产泡沫问题、土地财政问题、影子银行问题等等。全书读下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金融周期这一理论框架的解释力，中国近年来各种魔幻的经济现实大多可以在这一框架下得到理解。难能可贵的是，虽然经济形势愈益严峻，但作者并没有贩卖焦虑，在书中第十二章详细分析了我国去杠杆的可行路径，其中提出的“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的政策组合也在今年年中的政策讨论中逐渐成为共识。虽然实际政策执行中总难免有偏差，但我们仍然有理由对未来抱持信心，毕竟，正确地认识问题已向正确的解决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
我不准备在这里“剧透”书中的太多内容，只挑几个自己感触很深的点，略做一些述评，挂一漏万，恐在所难免。
一、些许背景
经济危机是最好的经济学教科书，也是检验经济理论最好的实验室，一个经济理论无论其内部逻辑如何自洽，但如果不能很好的解释现实，这种自洽也顶多是一种无伤大雅的自娱自乐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及本次经济危机催生了新的经济理论的诞生，通常只有当重大的经济失调出现时，经济学家才猛然发现之前大家颇有信心的理论存在巨大的缺陷，这种缺陷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践上的，正是在对经济危机的不断反思中，宏观经济学诞生并不断发展完善，这个进程仍然会在未来持续下去，让我们越来越接近认识经济现象的本质。金融周期理论便是在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逐渐在学界、政策界崭露头角的，凭着其对此次危机令人信服的说明而日渐流行。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理论，我们需要金融周期理论兴起的背景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经济周期基本上伴随资本主义的出现而出现，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个标志性现象。近百年来，很多经济学家研究过经济周期现象，形成了各种理论体系。中国人最熟悉的恐怕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解释是(可能有过度简化的嫌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造就了赤贫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出卖自身仅能出卖的劳动力以换取仅能维持其生活水平的微薄工资，而资本家通过剥夺剩余价值及利用工业革命中出现的新技术不断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与日俱增，整个经济的供给能力大大增强，而赤贫的无产阶级无力购买他们自己生产的商品，整个经济的需求不足，贫富极化造成的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长期积累最终导致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而要想消灭经济危机就必需要消灭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代之以共产主义体系。
虽然马克思以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形象出现，但其政治经济学思想的仍为现代经济学所吸收，一个典型的代表便是凯恩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西方世界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社会生产力极大破坏，失业人口长期持续保持高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深陷泥潭，难以自拔。古典经济学面对此情此景一筹莫展，毕竟根据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经济的长期持续萧条是不可想象的，市场应能自发调整到供需平衡的状态，我们并不能做什么来改善这种状态，长期里，一切都会好起来。
但是，凯恩斯说：“长期里，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毕竟要求政策制定者对如此深重的经济灾难无动于衷实在不太可能，有时哪怕某些政策只是有一些安慰剂效应，政策制定者恐怕也愿意一试。至于凯恩斯开出的药方是否是安慰剂？长期来说对经济是有益还是有害？这些争论自凯恩斯主义出现以来就一直持续着，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经济学家们开始从总量角度来思考经济体如何实现供求均衡，熨平经济波动。
概而言之，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出现根源于有效需求的不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但增长率逐渐递减)、资本边际收益递减(随着资本投资的增加，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及流动性偏好(经济萧条时为应对未来的不确实性，人们倾向于持有无风险资产，放弃持有风险资产)三者共同导致了消费需要与投资需求不足，从而导致整个经济体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大幅过剩，失业人口增加收入下降，导致有效需求进一步萎缩，从而陷入恶性循环，螺旋下降。为应对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政府可以有所作为，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或者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提升有效需求，从而使整个经济体走出泥潭。
伴随罗斯福新政及战后经济复兴，凯恩斯主义如日中天。菲利普斯曲线的提出，使得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们相信，通过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实现失业率与通胀率之间的适宜的取舍，经济体有望在保持较低通胀率的情况下实现持续增长。实际上，战后西方经济体确实实现了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日益频繁，财政政策的地位愈加突出，直到70年代滞涨问题的出现。
在凯恩斯经济学框架下，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失业率与通胀率之间存在trade off，即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提高通胀率来降低失业率，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或者在经济过热时，使用提高利率等方式来降低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增加)来降低通胀率，两者之间的权衡取决于当时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关注点及政策取向。但是在滞涨状态，整个经济体的通胀率与失业率同时处于高位，这是凯恩斯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同时也使得政策制定者手足无措，毕竟如果通过降低利率来降低失业率，会使已经很高的通胀率继续上升，就如美国70年代长期处于两位数的通胀率那样；但如果提高利率来降低通胀率，则已经很高的失业率还会增加，这在政治上也不可取。这种两难的处境意味着凯恩斯经济学存在着重大缺陷。
凯恩斯在解释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问题时，把传统经济学的关注焦点来了个180度大转变，从重点关注供给到重点关注需求，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核心问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解决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就足以避免经济危机。但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世界普遍的滞涨让经济学家们开始反思凯恩斯的这套理论，需求层面显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问题应该出在供给层面。二战后西方世界凯恩斯主义的普遍兴起，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深、管制过多，严重压制了生产能力的增长；政府干预也扭曲了经济结构，导致了经济体中的结构失衡，最终限制了经济体供给能力的增长，在需求保持正常增长的情况下，供给能力的停滞造成了供给不足，最终的结果就是物价上涨与增长停滞同时出现，是为滞涨。在以上反思的引领下，以美国里根、英国撒切尔政府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开始广泛的放松政府管制、减少政府干预，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限制财政政策的范围，力图实现财政平衡，追求小而美的政府。里根总统那句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正是以上思潮的集中反映。
在里根改革的同时，保罗·沃克尔于1981年开始任美联储主席，上任之初就面对着高达13.5%的通货膨胀率，累积多年又不断加速的通胀已成为美国最核心经济问题。保罗·沃克尔顶住来自政府、金融机构等的巨大压力，推行了极为紧缩的货币政策，一度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提升到19.1%的高位，同时也使得美国的失业率达到了19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这种痛苦的紧缩政策是意义的，美国的通胀率在两年内降到4%以下，累积多年的高通胀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伴随着里根总统的改革，美国最终走出了滞涨，并在90年代初期实现了迅猛的经济增长。
也许是70年代的通胀记忆太为深刻，自此以后，西方世界央行都将维持低通胀水平、维持物价稳定作为了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经济学家们认为，只要通胀水平处于低位，整个经济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就是大致平衡的，整个经济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与此同时，放松管制的思想也影响到了金融业，主张放松金融压抑的金融自由化思潮逐渐成为主流，标志性事件就是美国国会在1999年废止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放弃了长达六十多年的金融业分业经营的监管思路，开始允许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展混业经营，金融业务的复杂程度日渐提高，金融工具创新日新月异。西方世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所谓的“大缓和”时代，突出表现为通胀率下降且波动幅度大幅减小，通胀问题似乎成为了某种历史遗迹，离当代经济现实已经为非常遥远了。经济学家们相信，物价稳定意味着宏观经济的平衡与健康，经济危机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