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照信 2019年「港版顏色革命」令香港整個社會前所未有地體會到煽動性言論的破壞性和危害性。當前正在進行公眾諮詢的基本法第23條關於煽動罪的立法建議，明確地表現出了對於香港當下特殊社會情境的適當與及時的回應。對於國家安全立法，放眼世界各地均有案例可以借鑒。作者提出可以通過對美國煽動罪立法與適用兩種模式的分析與反思，對香港23條立法如何選擇不同的模式才能適當、以及法律如何才能可行有所借鑒。自2024年1月30日香港特區政府公布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公眾諮詢文件以來，很多香港學者或關注香港立法的學者紛紛探討香港特區所提出的本地立法建議稿。尤其對於煽動叛亂罪立法模式的選擇，學者們大都持有關切與慎重的態度。筆者不揣簡陋，希望從比較的理論上提供一個觀點，提示大家在討論立法稿件之際需要放寬認識並具備評析的視野。 事實上，自香港基本法頒布與生效以來，關於基本法第23條規定之國家安全立法問題的討論重心往往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是否應當立法 （有無之爭），二是立法模式上的選擇（優劣之爭），三是立法如何才能適當以及法律如何才能可行。香港社會先前對於前兩個問題存在較大爭議，因而對於第三個問題是無暇顧及的。在2024年重新討論煽動叛亂罪的立法模式，一定會與二十年前的討論截然不同。我們思考的重心應立足於立法如何適當可行並具有穩定性。基於這樣的認識前提，本文關注美國煽動罪之立法與適用，希望能夠為大家思考香港特區的煽動叛亂罪立法提供一個學術上可以比較的視角。美國煽動罪立法和適用的兩種模式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基於作者目前所閱讀的資料，我們可以認為美國煽動罪的立法和適用形成了兩種模式。第一種模式始自美國建國初期，當時美國處於戰爭或戰爭危險的時期，以1798年煽動叛亂法（The Sedition Act of 1798）和1918年煽動法案（The Sedition Act of 1918）為代表。這一模式下的煽動罪立法和適用的特點是側重於煽動言論本身，是否具有實質的暴力行為或者暴亂的結果不是構成犯罪的必要條件。在這一立法模式下，立法的目的在於如何處理言論自由與國家不安全（national insecurity）之間的關係問題，即關注於憲法上批評政府之權利（the right to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是否構成國家不安全的理由。對這一種立法模式適用的結果，就是美國歷史上經常發生的因異議致罪（criminal dissent）的問題，也就是美國歷史上產生的與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即言論自由權利）相關的各種案件。  第二種模式處於美國相對和平時期，為防範、制止與懲治各種基於煽動性共謀（seditious conspiracy）、以有組織的暴力攻擊政府機關或破壞憲制秩序的行為所制定的法律。這一種立法模式，以現行美國法典第18編第2384節煽動性共謀罪（18 U.S. Code § 2384 - Seditious conspiracy） 和美國法典第10編第894節第94條軍人煽動罪（10 U. S. Code § 894 - Art. 94. Sedition）為代表。這一模式下立法和法律適用的典型特徵是，煽動罪名之構成不再以純粹的言論為基礎，而是以事實上追求或促生暴力或暴亂行動為前提；在法律適用方面，遵照法律的規定，法院事實上會傾向於對犯罪人施加嚴重的處罰。這一立法模式適用後的典型案例表現為1993年的紐約世貿大樓第一次遇襲案與2021年美國國會山暴亂（2021 Capitol Riot）案件。這一類案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徵，即犯罪行為明顯是與國際恐怖主義（terrorism）與國內極端主義（extremism）相關聯的。  我們應當如何理解美國煽動立法的這兩種模式呢？本文將分三個部分展開。第一部分翻譯介紹法律規定原文。第二部分介紹與分析美國基於兩種立法模式所形成的各類煽動罪檢控與定罪處刑的案件，尤其是最近由於2021年美國國會山暴亂所形成的法院判決。第三部分提出本人的看法。  從法律條文理解 美國煽動罪立法的兩種模式 關於美國煽動罪名相關的立法，本文以1798年煽動叛亂法、1918年煽動法案、現行美國法典煽動性共謀罪、現行美國法典軍人煽動罪之規定為例，茲翻譯各法案重要條款如下： （1）1798年煽動叛亂法（1798-1801）第一條 無論何人，若非法聯合或共謀，意圖反對應由美國適當職能部門所作出的任何措施，或者阻礙美國任何法律的實施，或恐嚇或阻止任何在美國政府擔任公職或者執行公務人員承擔、履行或實施其職責與使命；無論何人，如果基於上述意圖，慫恿、建議或嘗試促成任何叛亂、騷亂、非法集會或聯合，無論此類共謀、威脅、慫恿、建議或企圖是否達成預期效果，其行為均已構成嚴重犯罪；任何人，一經任何有管轄權之美國法院判認定為犯罪者，應處以5,000美元以下的罰款，並處以6個月以上5年以下監禁。 第二條 任何人如果撰寫、印刷、發表或出版，或促成他人撰寫、印刷、演講或發表；或者明知而故意協助他人撰寫、印刷、演說或發表任何虛假、誹謗性和惡意的文字反對美國政府、美國國會兩院之一、或美國總統的文字，意圖誹謗美國政府、國會、總統；或者使他們全部或其中之一遭受誣蔑或名譽受損；或者煽動美國善良的民眾對他們全部、部分或者其中任何一位的仇恨；或者煽動美國境內的叛亂；或者煽動任何非法的聯合以反對或抵制美國任何法律，或反對或抵制美國總統依據憲法與法律賦予的權力而採取的任何適用法律的行為，或抵制、反對或挫敗任何此類的法律或法案；或者，協助、鼓勵或教唆任何外國針對美國、美國人民及其政府的任何敵對圖謀，則經由任何擁有管轄權之美國法院定罪後，應處以2,000美元以下罰款，並處兩年以下監禁。 第四條 本法有效日期止於1801年3月3日。（2）1918年煽動法案第三條 任何人在美國處於戰爭狀態之際，故意作出或傳達虛假報告或虛假陳述，意圖幹擾美國陸軍或海軍的行動或行動之成功，或促進其敵人之成功；或者，故意作出或傳達虛假報告或虛假陳述， ……煽動美國陸軍或海軍士兵拒不服從、不忠誠、兵變或拒絕履行職責；或者，故意阻撓……美國招募或征兵服務; 或……故意演說、印刷、撰寫或發表任何有關美國政府組織形式、美國憲法或美國陸軍或海軍的不忠誠、褻瀆、粗俗或辱罵性語言……， 或者，故意懸掛任何外敵的旗幟；或者，故意……敦促、煽動或鼓吹任何限制生產的行為……， 或者，鼓吹、教導、辯護或建議進行本節所列舉的任何行為或事宜，以及任何人以言語或行為支持或贊助與美國交戰的任何國家的事業，或以言語或行為反對正在與敵作戰的美國的事業，則應當處以10,000 美元以下的罰款或20年以下的監禁，或兩者並罰。（3）美國法典第18編第2384節煽動性共謀罪（18 U.S. Code § 2384 - Seditious conspiracy） 兩人或者兩人以上在美國境內任何州、屬地、或者轄區內合謀武力推翻、對抗、或者破壞政府的權威，或者武力阻止、妨害、或者拖延合眾國任何法律的施行，或者非法以武力扣押、奪取、或佔用合眾國的任何財產，依照本編規定，每人將處以罰金，或者20年以下監禁，或者兩者同時適用之。（4）美國法典第10編第894節第94條兵變或煽動（10 U.S. Code § 894 - Art. 94. Mutiny or sedition） 第九十四條 （a）任何受本法約束之（軍）人—— …… （2）意圖推翻或破壞合法政府權威，與任何他人共同促成針對該政府權威的叛亂、暴力或其他侵擾，即犯有煽動罪； （3）未能盡最大努力防範與制止其在場之際所發生的……煽動行為，或未能採取一切合理手段稟告其上級軍官或指揮官其所知道或有理由相信正在發生的……煽動行為，即構成失於制止或報告……煽動行為之犯罪。 （二）任何人，若被發現犯有未遂……煽動罪、或未能制止或舉報……煽動罪，應處以死刑或軍事法庭可能指示的其他處罰。 基於上述條文，我們會發現，美國法律上的煽動罪構成，是經歷長時段的複雜演化進程而確立的：由關注於言論致罪（非暴力）到強調武力使用之煽動性共謀，而法律所施加的刑事處罰同樣是寬泛而嚴苛的（由罰款至死刑）。  美國煽動罪立法與法律適用的兩種模式表明，美國煽動罪立法至少是基於其不同歷史時期的國家安全要求而形成的，並非單一的立法模式。反過來思考，如果僅僅基於某一時期或者某一種立法模式的認識，而形成立法或者批評立法，可能會出現認識上以偏概全的錯誤。需要注意，兩種立法模式下的刑事處罰是非常不同的，因此，立法模式的選擇會直接關係到煽動罪罪名與刑罰的適當與可行問題。 從條文規定上來看，美國煽動罪兩種立法模式的存在，會給香港本地立法提供有益的借鑒。目前為止，很多對於香港煽動罪立法的思考，大都集中於言論自由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即以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為中心的煽動罪立法模式），這很可能會錯過關於煽動罪另一個重要層面與模式的理解（即以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為中心的煽動罪立法模式）。立法者需要判斷，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目的的煽動罪立法採用哪一種模式是適當與可行的。美國煽動罪之檢控與定罪處刑 （1）1798-1801年 簡而言之，按照哈佛大學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異議為罪（Criminal Dissent）》①一書作者Wendell Bird的觀點，1798年煽動叛亂法「實際上將以通過出版或者演說的形式對總統、國會、整個聯邦政府或其採取的各類舉措所作出的各種批評都認定為刑事犯罪。」因此，在1798年至1801年三年間，美國聯邦黨人政府共提起了51件煽動罪檢控，共有超過126人因此遭受檢控，其中包括14名報紙雜誌編輯，9位國會反對黨（民主共和黨）議員，也包括在11起檢控案中政府依據煽動叛亂法第一條所控告的83名普通美國人。有一點需要注意，在煽動叛亂法即將通過之前，聯邦黨人政府甚至就迫不及待地以普通法「煽動性誹謗（seditious libel）」的名義，針對三名民主共和黨雜誌的編輯提起了檢控。在煽動叛亂法通過之後，其中兩位編輯（第三位編輯已因病去世）又被聯邦黨人政府以煽動罪再次提起控告。事實上，在美國的建國時代，美國人對於自己的國家是否存在普通法這一問題是含糊不清的。在依據煽動叛亂法檢控的案件中，「多數被告人只是因為發表意見而遭到檢控；有四名被告僅因為質疑煽動叛亂法的合憲性而遭到檢控；有兩人只是因為高舉著自由的旗幟因此受到檢控；還有兩位是因為酒後失言而被檢控；還有人因為批評總統或者聯邦政府而遭遇牢獄之災。」按照《異議為罪》一書作者的看法，1798年美國煽動叛亂法一個「最為臭名昭著的特徵（the most outrageous feature）就是 『法案之制定是用來攻擊與消滅政治上的反對聲音的。』」在該書作者看來，那些被煽動叛亂法檢控的政治上的反對行為都是受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表達自由：報紙編輯者們行使他們的新聞自由，美國公民行使他們的言論自由權利。 我們需要注意，美國聯邦黨人政府對於1798年的煽動叛亂法的適用是極端化的；同時，我們也需要注意，在21世紀，對於煽動罪立法與法律適用的批評也同樣是極端化的（如2003年所發生的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爭議）。這裡的悖論就是，當時1798年的立法者與當下的批評者對於國家不安全（national insecurity）與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的理解都是極端化的。這種悖論，似乎在香港是正在發生的事情。換句話說，香港本地法例的起草者們，在設計法例結構時，很可能會有三種選擇：一是以言論自由與國家安全關係為重心的模式（試比較美國1798年與1918年立法模式）；二是以反對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犯罪為重心的國家安全立法模式（試比較美國當下生效的煽動性共謀罪）；三是折衷模式，即兩者兼顧而不採取極端的立法模式（這是一種理想化的模式）。因為香港社會對煽動罪本身存在爭議，因此，關於煽動罪的折衷立法模式的仍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各種基於言論自由的極端化批評。（2）1918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所制定的1918年煽動法案的寬泛條文規定更被後人視為對於美國憲法言論自由保護「最為惡劣的違反。」這一法律產生於戰爭荒亂的年代，對這一法律的適用相應造成了「超過2,000名美國人的逮捕與檢控，其中有人因被認定為煽動罪而被判處高達20年的監禁。」需要注意，1918年煽動法案是受到戰爭的影響，因而對於香港立法模式的參考意義相對而言是較小的。 但反過來說，若以1918年美國煽動罪法律適用的槽糕結果推測21世紀的國家安全立法可能帶來的影響，這一種對於產生於截然不同的歷史情境的立法進行無差別批評的做法，很明顯是不公允的。（3）1993年紐約世貿大樓第一次遇襲案 1993年2月26日，一枚炸彈在紐約曼哈頓世貿中心停車場爆炸，造成6人死亡、1,000多人受傷。這被稱為紐約世貿大樓第一次遇襲案（The First World Trade Center Bombing）。在此案審理進程中，美國聯邦檢控官以煽動性共謀罪針對10名作為被告的外國人向美國法院提起控告。10名被告被法院定罪，並被判處25年至終身監禁。對於這類案件，「法官必須處理機密證據、法庭安全、陪審團安全、以及防止恐怖分子之間交流的努力。」（4）2021年美國國會山暴亂案件 根據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檢控官辦公室在官方網站提供的關於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山暴亂檢控案件的數據，截至2024年1月5日，美國聯邦檢控官已經針對1,132人提起檢控，其中共有9人已經由美國聯邦哥倫比亞特區地方法院依據「煽動性共謀」罪（18 U.S.C. § 2384）審判並作出判決。案件數量雖小，但法院量刑卻是最嚴重的（參見表一、二）。法院最高判刑為20年，最低3年，並附加一定期間的獄後監督（supervised release）管制。基於上表，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的判斷，就是關於煽動性共謀罪的處刑是嚴厲的（3至20年）。需要注意，法院在判處犯罪人一定期間主刑之外，同時附加一定期間的獄後監督，即犯罪人刑滿釋放後，其人身自由仍需要接受一定期間的管制與約束。從表二法院決定煽動性共謀犯罪人刑期所依據的法律來看，法院並非僅依據煽動性共謀罪名的條文規定對犯罪人進行定罪處罰。舉例來說，美國法院對於這1,132個案件刑事被告人的定罪處罰，最頻繁引用的法律規定是美國法典第18編第1512（c）（2）條【18 U.S.C. § 1512（c）（2）】規定。具體而言，共有99個案件（99/1132）的法院判決是援引此項法律規定作出的。從表二可以看出，在國會山暴亂案件所涉及的煽動性共謀罪案的定罪處罰中，美國法院毫無例外地均同時引用了美國法典第18編第1512（c）（2）條。在這裡，本人把該法律條文翻譯如下： 「（c）任何人惡意地（corruptly）—— …… （2）除第（1）款所列行為之外，阻礙、影響或遏制任何官方程序，或者意圖破壞任何官方程序，則應當根據本款規定處以罰款、或者20年以下監禁，或者兩者並罰。」 簡言之，從2021年美國國會山暴亂案件的法院判決中，我們可以作出以下判斷，這對於我們思考香港的立法模式如何選擇是有幫助的。第一點很明確，即針對2021年美國國會山暴亂事件，美國政府的「檢控是空前嚴厲的（serious and unprecedented），但是同時，這些暴力行為也是空前嚴重的。」第二點是，刑罰的選擇是多元的，因此，刑罰的功能也是多樣的。第三點是，有關煽動罪的罪名，無論在立法上，還是在法律適用上，可能都需要其他相關法律的配合。換句話說，就同一個問題的解決，是不應該只是憑一個立法，或者一次立法，來應對所有的問題的。立法者應當有這樣的認識。 美國立法模式的啟示 美國煽動罪立法，在總體趨勢上，是趨於重法的。其背後的理由或邏輯就是，在保護言論自由的前提下，立法者與司法者均對於濫用言論自由以追求恐怖主義或者極端主義的煽動罪行施加嚴厲的懲罰。 美國煽動罪名立法及法律適用的歷史，是一個內涵不斷擴張演變的過程，從煽動罪名之確立不再以純粹的言論為基礎，到側重煽動言論所追求之目的是否以暴力為手段、並追求恐怖主義或者極端主義的目的。換句話說，美國現行煽動性共謀罪構成的基礎，要求檢察官和法官優先判斷是否存在恐怖主義或者極端主義的暴力行為或者目的。這就回到本文開篇所提觀點，即當我們討論香港本地國安立法時，討論重心其實不在於罪名之有無與刑罰之輕重，而在於立法如何選擇不同的模式才能適當以及法律如何才能可行。 美國煽動罪立法的歷史表明，在建國初期或戰爭期，當國家政權面臨切實威脅時，煽動罪就對言論本身保持了高度敏感並對純粹的煽動言論也施以嚴厲的懲罰；在和平時期，政權穩固無直接威脅，煽動罪的內涵擴展到對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暴力行為的防止，以維護和體現穩固政權下的整體國家安全。不論煽動罪的具體表現形式為何，無論在何時，在美國都是會受到定罪處罰的。在言論致罪的美國建國時代，刑罰相對表現得較為溫和，但因煽動罪入罪者的數量是多的。在以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為重心的時代，刑罰是嚴苛的。事實上，最新的美國煽動罪案件的判決說明，法院對於煽動性共謀的定罪處刑同樣是嚴厲的。  在對美國煽動罪立法模式稍有了解的基礎上，我們大致就會理解目前香港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關於煽動罪立法建議稿的一個重心為何會是防範與制止煽動仇恨之言行。我們的記憶都非常清晰，2019年暴亂（riot）持續十個月之久，期間出現了全港性大規模騷亂、公共基礎設施被嚴重損毀。這些極端主義暴亂行為之發生是因為香港社會中的極端主義者（即「反中亂港分子」）以使用謊言、謠言的方式持續煽動香港民眾對國家根本制度、中央和香港特區政權機關的仇恨。因此，這一「港版顏色革命」事實上讓特區管治權和國家政權受到了切實的威脅。很明顯，2019年暴亂令香港整個社會前所未有地體會到煽動言論的破壞性和危害性。當前正在進行公眾諮詢的香港基本法第23條關於煽動罪的立法建議，很明確地表現出對於香港當下特殊社會情境的適當與及時的回應。當然，具體的法律條文如何設計，這屬於未來立法技術的問題。鑒於香港國安法第三章第三節第24至28條對危害國家安全的恐怖活動罪已有嚴密的規定防範，香港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建議稿重在防止仇恨煽動言論等極端主義所產生的對於國家安全造成的危害，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本地國安立法與香港國安法的兼容互補。總之，我們需要放寬認識視野，以期香港本地國家安全立法能夠適當可行，並能長期穩定地維護以憲法與基本法所確立的國家憲政秩序。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中國法制研究計劃名譽研究員，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1-2月號）

《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夏    泉 | 暨南大學黨委副書記兼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主任、博士生導師、二級教授付庚金 | 暨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 「港車北上」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一大舉措。中央始終高度重視港澳工作，不斷完善跨境交通基礎設施，香港與內地的交往交流交融日益頻繁。改革開放以來，內地逐步優化出入境車輛管理制度，依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制定、實施「港車北上」政策，實現粵港兩地深度合作的制度創新、規則創新和管理創新。「港車北上」落地實施，助力發揮大灣區交通優勢，構建粵港澳優質生活圈。 2023年7月1日，第一輛香港單牌機動車駛入中國內地，標誌著「港車北上」正式落地實施。「港車北上」是指香港機動車可以不申辦內地車牌，即可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申請進出內地。這一政策是推動香港和內地交通融合，實現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融通，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舉措。學界已有的相關研究主要聚焦在三個方面：一是粵港關係及其歷史研究，學者從香港和內地的貿易出口、物資供應、飲水供給等方面研究粵港關係演變；二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研究，相關學者分析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從社會、金融、科技等方面入手，推動香港和大灣區的制度對接、規則銜接；三是粵港澳大灣區交通運輸研究，有學者提出要加強粵港澳大灣區的跨境車輛往來、口岸通關等方面建設，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跨境運輸便利化。綜上，學界雖已對粵港澳歷史和大灣區建設進行過一定程度的探討，對兩地融合發展提出了不少有針對性和建設性的意見，但是由於這一政策的實施才剛剛起步，學界的關注還有所不足，尤其是從歷史發展和政策實施成效看，「港車北上」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關鍵一步，所以從粵港兩地發展的歷史演變、方針政策入手，論述「港車北上」的歷史背景和政策演進，可以更深入地揭示「港車北上」對香港和內地融合發展的重要價值。2023年7月1日，港車北上計劃於港珠澳大橋首日運行（圖：特區政府新聞處） 粵港澳融合發展的歷史與現實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鴉片戰爭爆發後，英國一步步侵佔香港，使得香港和內地分隔深圳河兩岸，隔伶仃洋和澳門、珠海相望。改革開放特別是香港回歸後，內地和香港的人員、車輛來往，逐漸實現從「隔離」走向融合。一是港澳政策不斷演進。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英方在港深邊界線上架設鐵絲網，香港與內地從此「隔離」。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從國內、國際兩方面著手，將香港的歷史和現實與新中國未來發展相統一，認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們現在就控制它，對世界貿易、對我們同世界的貿易關係都不利」，可以把「香港作為我們同外國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1960年，中共中央在「暫不回收，維持現狀」的基礎上提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和有利條件，為國家現代化建設和統一事業服務。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歷史性決策，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改革開放後如何處理香港問題，特別是如何處理「九七」後的香港問題，鄧小平在會見時任港督麥理浩時明確指出：「香港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初相當長的時期內，香港還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我們搞我們的社會主義。」1984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一國兩制」的方針並把這一基本方針政策寫入《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回歸後，中央堅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實現了香港回歸後的繁榮、穩定、發展。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國家現代化事業和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高度，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推動「一國兩制」事業實踐在香港取得重大成就。中共十九大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中共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指出，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用。」習近平總書記2023年在廣東考察時再次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在全國新發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要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二是交通基礎設施持續完善。新中國成立前，香港和內地只有兩座跨界交通橋，一座是廣九鐵路運行使用的羅湖橋；一座是文錦渡橋，該橋是一座簡易木橋，主要用來運輸生鮮活物等物資。改革開放以來，港澳和海外客商紛紛到特區和廣東內地投資開工廠，發展貿易、旅遊探親等。羅湖口岸出入境人員由1978年的292.8萬人次增加到1979年的587.8萬人次。1979年文錦渡公路橋啟用後，過境車輛由1978年的9.1萬輛，增長到1980年的25.73萬輛。隨著人員、車輛往來的急劇增長，交通擁堵、走私犯罪等問題日益嚴峻。1981年，港督麥理浩訪問深圳，就增闢港深之間通道問題交換意見，提出「增開沙頭角陸路口岸，建設沙頭角公路橋作為特區香港間的專用口岸」等建議。1985年文錦渡第二條公路橋建成，第二年從文錦渡出入境的車輛就超過兩百萬輛。從香港到深圳的車輛只需要經過口岸公路橋，跨過深圳河即可到達，但想從香港開車到澳門、珠海則要繞道廣州，如果能修建一條從香港到珠江口西岸的大橋，將實現珠江口兩岸的快速聯通。1983年，經過多次實地考察後，時任香港合和集團主席胡應湘提出《興建內伶仃洋大橋的設想》。經過2年多的研究、論證，《伶仃洋跨海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於1993年上報國務院並獲批覆。但港珠澳三地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在核心問題上不能達成一致，建橋方案提出後經過幾輪會談便被擱置。港澳回歸後，香港與珠江西岸的澳門、珠海聯繫日益緊密。2003年，行政長官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指出：「興建連接香港與澳門和珠三角西部的大橋，對整個區域的經濟發展具有戰略性的意義。」2003年8月，經國務院批准成立粵港澳三地協調小組，開展港珠澳大橋建設的前期工作。2009年國務院批准港珠澳大橋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同年12月15日大橋施工，2018年10月23日大橋正式建成開通。三是兩地往來日益密切。改革開放前，香港和內地的陸路交通運輸方式主要是鐵路運輸，輔以汽車運輸，兩者均需以口岸接駁方式進行。1911年建成的廣九鐵路，使火車可從廣州直通香港九龍，實現香港與內地人員、貨物的便捷往來。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後，直通車貨運和客運服務一度中斷。新中國成立後，英國開始針對中國實施禁運和邊境封鎖，並在羅湖設置邊境站。來往的列車要通過羅湖橋，「只能把車卡先推到橋中央，一方把火車頭卸下，對方在另一頭接上一個車頭，把車卡拉走。客運列車互不相通，乘客到達邊界必須下車自行過境。」儘管兩地出入境受到種種限制，但香港和內地人員、貨物往來從未中斷，廣東及內地一直都是香港生活用品的主要供應地。為了保證香港鮮活商品的穩定供應，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關懷和安排下，國家開通編號為751、753和755次快速貨運列車（習慣稱為「三趟快車」），每天向香港輸送鮮活商品。據統計，「三趟快車」累計輸送活豬9,800多萬頭、活牛580多萬頭、凍肉795多萬噸、活家禽數十億只，以及數量巨大的瓜果蔬菜、乾貨食物等。中央要求有關省市把對港供應提高到「政治問題」的高度，「對中央已經布置了的對港澳的出口任務，努力保證完成。」同時，對供港物資的品質也有很高要求，如供應港澳市場的活豬，「要組織檢驗，有囊蟲病的豬，不要調出供應港澳市場。」「三趟快車」開行以來，數十年如一日，即使是在國內出現動蕩和經濟困難時也從未中斷過，保障了香港同胞的日常生活必需，促進了香港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改革開放後，廣東允許港澳車輛入境，跨境汽車貨物運輸逐步由口岸接駁向直達運輸發展，香港和內地的聯繫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1989年兩地貿易總額達3,434.4億元，兩地互為對方最大貿易夥伴，分別佔對方貿易總額的30%和31%。粵港兩地人員、車輛出入也在快速增加，以深圳為例，1980年—1989年，深圳出入境的車輛增長近20倍，達430多萬輛。入境香港的內地旅客從1978年的24,291人次增至2014年的4,724.77萬人次，佔香港整體旅客人次的77.7%。大量內地旅客來港消費，成為香港零售業持續增長的動力。除此，許多香港同胞到內地過年、探親、旅遊，都倍感溫暖，發出了「祖國好，家鄉人親！」的由衷感歎。 「港車北上」的醞釀與實施 改革開放以後，出入境汽車數量激增，為了加強對過境車輛的監管，內地開始實施出入境車輛牌證管理。從香港進入內地的車輛，需要憑香港和內地車牌、駕駛執照、行駛執照等證件才可放行。同時，對出入境車輛的申請資格、牌證種類進行規定，並對發放的牌證數量進行配額管理。一是入境審批放寬，樹立政策導向。改革開放前，來往港澳的車輛要登記發給通行證照並辦理繳納養路費後才可行駛。改革開放後實行的車輛牌證管理，是在一定特殊的背景和條件下形成的。一方面，國門開放以後，走私販私嚴重，出現「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田、漁民不下海、學生不上課的現象。」另一方面，隨著人員和車輛往來日益增多，交通運輸能力落後的問題變得突出，「每天從文錦渡至上水列隊輪候檢查的貨車，有時要等數小時才能過關。」加之兩地交通法規、關稅制度不同，還會出現「一輛汽車、兩種車牌」的現象。車輛牌證管理制度利於加強邊境管理，打擊走私，但是申請內地牌證有較高門檻，使用也有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兩地互聯互通。改革開放特別是香港回歸後，兩地經貿往來更加密切，較為嚴格的出入境車輛管理制度逐漸與發展不符。港珠澳大橋等基礎設施的建成和邊境口岸通關能力的提升，也為車輛出入境管理制度的優化提供了支持。同時香港汽車保有量不斷增加，截至2018年底，香港汽車保有量超過78萬輛，有較強潛在出入境需求，繼續優化車輛出入境管理制度勢在必行。1994年廣東省發布《關於放寬港澳台商戶入出境小汽車審批條件的通知》規定，「到廣東山區投資額100萬美元以上，到其他地區辦實業投資額在400萬美元以上」，即可辦理一輛小汽車出入境牌證。1995年，將車輛牌證申請門檻降為「到山區投資50萬美元以上，到非山區投資150萬美元以上」。隨著車輛牌證申請條件的放寬，申請人數逐漸增多，對加強兩地合作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2002年，廣東省規定香港商戶「到山區投資40萬美元以上，到非山區投資額100萬美元以上」就可申辦車輛牌證。除此之外，車輛和人員出入境邊檢制度也進行優化，開始探索實施「一地兩檢」，大大節省了旅客和車輛的通關時間，提高了通關效率。出入境車輛牌證和邊檢管理政策的放寬，符合粵港兩地融合發展的大趨勢，也為「港車北上」提供了經驗借鑒，樹立了政策導向。二是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供政策支撐。改革開放初期，粵港澳逐漸形成「前店後廠」的發展格局。香港回歸後，「前店後廠」的模式逐漸不適應兩地融合發展的趨勢。2003年，香港和內地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2010年，廣東和香港簽署《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並先後提出建設橫琴、前海、南沙三個平台。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香港並出席《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簽署儀式。習近平指出，「我們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201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這是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的綱領性文件。2021年，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暢通對外聯繫通道，提升內部聯通水準」，「研究制定香港單牌機動車進入內地行駛的政策措施。」2022年11月26日，國務院批覆同意廣東省對符合條件的按照香港機動車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入出內地政策入出內地的香港機動車實行免擔保政策。這些舉措為「港車北上」的順利落實提供了政策支撐。三是「港車北上」實施初見成效。2023年5月1日，《廣東省關於香港機動車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內地的管理辦法》正式對外公布，該辦法規定，「年滿18周歲並持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的香港居民，可為本人登記持有的一輛香港機動車申請臨時入境機動車牌證」「每次進入內地後在內地連續停留不得超過30天，每年在內地累計停留不得超過180天。」2023年7月1日0時起，符合條件的香港機動車車主在港方預約通關獲准後，就可以駕車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駛入廣東。「港車北上」是大灣區融合的重要舉措，自推出以來深受歡迎。香港特區政府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表示，「截至（2023年）6月下旬，運輸署已收到超過4,000份申請」。據統計，「港車北上」實施後，僅7月經港珠澳大橋通關的香港單車牌車輛就超過6,800輛，到8月底累計2.6萬輛。「港車北上」實施後的第一個國慶日假日，港珠澳大橋口岸出入境車輛超9萬輛次，僅10月2日，就超1.43萬輛次，刷新了港珠澳大橋通車以來的歷史最高紀錄。截至10月9日，港珠澳大橋海關已累計監管驗放進出境港澳單牌車86萬輛次。「港車北上」落地以來，香港掀起「北上」熱潮，拉近了灣區人民間的距離。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港車北上』便利香港居民以自駕的方式經大橋到廣東省作短期商務、探親或旅遊，是擁抱大橋機遇，促進粵港澳大灣區進一步互聯互通，推動區內經濟融合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截至 2023年11月1日，拱北海關所屬港珠澳大橋海關累計監管驗放進出境港、澳單牌車100萬輛次。 「港車北上」實施的意義與展望 「港車北上」實施後，預計約45萬名香港機動車車主享受這一政策紅利，可實現粵港澳大灣區內人員更自由地流動，促進大灣區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進一步融合，進而使香港更好對接國家發展政策，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一是發揮交通優勢，構築粵港澳優質生活圈。「港車北上」進一步發揮大灣區交通優勢。1997年3月，港人期待已久的皇崗—落馬洲過境穿梭巴士正式開通，實現了深港中部通道的交通接駁。2018年9月，廣深港高鐵開通運行，實現從廣州到香港最快不超一小時。2022年發布的《世界灣區發展指數研究報告》中，在交通基礎指標上，香港位列榜首，深圳、廣州緊接其後，這表明粵港澳大灣區擁有十分完善的交通基礎。「港車北上」實施以來，這一交通基礎的優勢進一步擴大。以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為例，口岸實現海關卡口驗放時長不超過20秒，口岸穿梭巴士經大橋到香港口岸只需30分鐘。這些制度、規則的創新使大灣區的交通基礎設施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促進各類資源要素更加高效便捷的流動，使大灣區的交通優勢進一步轉化為經濟優勢。同時，實現善用港珠澳大橋的目標，將港珠澳大橋建設成珠三角兩岸互聯互通的「物理管道」。「港車北上」加速構建宜居宜業宜遊的大灣區。2023年香港和內地恢復通關以來，特別是「港車北上」開通以來，大量香港市民乘私家車進入內地，到內地吃喝玩樂、看病就醫，同時內地的遊客也「南下」香港旅遊。「港車北上」一方面加強了兩地的「雙向互動」，有利於消除誤解，增進信任，也讓更多香港同胞能夠更直觀、密切地觀察和感受內地發展的成就，增強自豪感和認同感，吸引更多香港同胞到內地工作、生活。另一方面，「港車北上」提高了大灣區民眾的生活便利水準，提升了居民生活品質。「香港車主自駕經港珠澳大橋前往珠海最快只需30至40分鐘，和從香港市區到西貢時間差不多」，這為在內地學習、就業和生活以及以後打算到內地發展的香港同胞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條件，促進了大灣區生活、文化和商務深度融合，有利於打造生態美麗、社會和諧、文化繁榮的又一世界級灣區。二是促進文化交融，鑄牢香港同胞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港車北上」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融通。自古以來，交通就是文化傳播和融合的重要推動手段。粵港兩地語言相同，文化相通，血脈相融。語言上，粵語是港人的日常通用語言，也是粵港澳大灣區使用最廣的方言之一；文化上，嶺南文化構成了兩地共同的文化底色，並融入到了民眾日常生活中；血脈上，從香港的籍貫看，「華人佔港人的比率為94%，港人中64%是廣府人」，這些說明了香港和內地文化同源、人脈同宗，血濃於水的關係。但是香港還受到西方外來文化影響，形成了一種「華洋雜處、中西交匯、多元發展的文化結構」，讓部分香港人在文化認同上出現「代際缺位」。「港車北上」便利了大灣區的人員往來，能夠讓更多香港同胞到內地旅遊消費、探親訪友，深度體驗嶺南文化元素，保存共同的歷史文化記憶，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獨有的文化符號。「港車北上」助力鑄牢香港同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香港同胞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史以來，香港同胞始終同祖國風雨同舟、血脈相連」。改革開放後，港澳台商紛紛到內地投資建廠，香港成為內地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祖國內地也始終牽掛、幫助香港。1964年到1965年，為了幫助香港同胞解決飲水問題，從援外專款中撥出3,800萬元交給廣東興辦水利工程。此外，中央要求「各地商業部門庫存中符合出口規格的商品，要儘量擠出來交外貿出口」「在首先保證出口任務的原則下，再安排內銷」，努力確保香港物資供應。「三趟快車」和「東深供水工程」的實施，體現出祖國人民對香港同胞的無限關懷和深厚情感。如今，「港車北上」將進一步發揮香港優勢，找準「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的身份定位，加強對「是香港人，也是大灣區人，更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促進「人心凝聚」，推動「人心回歸」。三是對接「一帶一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港車北上」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政策溝通。「港車北上」政策的落地實施，涉及到兩地不同的法律體系、關稅制度、交通條例等政策法規，是兩地深度溝通合作的又一「典範」。《綱要》發布以來，國務院陸續頒布了《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等新的建設方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廣度、深度不斷拓展。「港車北上」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關鍵一步，為大灣區的諸多建設方案裝上了「車輪」，同時也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的融合發展提供了重要經驗。「港車北上」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交通是一座城市的血液，也是城市發展的命脈。只有實現香港和其他城市交通的聯通暢通，才能將香港的區位優勢輻射到整個大灣區，推進內地同香港互利合作，實現共用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通過共建『一帶一路』，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沿海地區開放發展更上一層樓，中國市場同世界市場的聯繫更加緊密。」「一帶一路」作為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是世界發展的大機遇，也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的大機遇。梁振英指出，「『一帶一路』是國家發展的重要倡議，為香港帶來歷史性的重要機遇」「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中，香港最重要的是做好『超級聯繫人』。」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香港將立足「八大中心」的新定位，發揮「超級聯繫人」的作用，為「一帶一路」合作國家提供專業服務。「港車北上」落地實施取得顯著成效，未來可以繼續向三個方面完善。一是香港實現無配額北上。目前「港車北上」申請有數量限制，香港正在全力推進「大橋港車北上不設配額計劃，容許合資格的香港私家車無須配額，經大橋進出廣東省，便利香港居民以自駕的方式到廣東省作短期商務、探親或旅遊。」二是實現港車從多個口岸出入境。目前，通過「港車北上」的車輛只能從珠海口岸進入廣東，今後將探索實現從深圳北上廣東，實現港深、港澳的進一步融合。三是探索實施「粵車南下」。「港車北上」是便利香港人前往廣東的需求，而廣東的市民也希望能夠開車到香港。」但由於地少人多、車多路窄，交通擠塞問題長期困擾香港，一旦實施「粵車南下」計劃，部分人擔心會加劇香港交通擠塞問題。因此，香港計劃分兩階段實施，第一階段是廣東遊客南下在港珠澳人工島停泊車輛後，再轉乘其他交通工具前往市區；第二階段是全面開放內地客自駕來港。可以看到，「港車北上」並不是「最終式」，粵港澳融合始終是「進行時」，實現粵港澳交通更加自由、便利、順暢流通是這一政策的最終目標。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1-2月號

《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龐中英 | 四川大學經濟學院文科講席教授 從國際的世界到全球的世界，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1923年5月27日-2023年11月29日）的世界觀經歷了百年的演化。作為全球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基辛格與20世紀後期以來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應對息息相關。本文著重研究基辛格的「全球」和「全球化」角度，以發現此前被忽視的基辛格全球觀。 基辛格的一百年，主要是同戰爭與和平（包括冷戰和冷戰後）相關的一百年。1973年，即基辛格50歲時，他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此後，世界進入了全球化時代，這亦是他全球行動的50年。基辛格去世前的最近兩年仍在全球工作、旅行。2023年7月，百歲生日已過的基辛格進行了最後一次訪華。去世三年前，基辛格最關注的課題不是別的，而是人類正在開展的科技革命。他指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在基辛格看來，現今世界已經走到了一個「危險」階段。他把AI與其一生深度思考的核武器課題等量齊觀，擔心AI的軍備武器化。基辛格一生著作等身，真正理解他的著述頗有難度，研究基辛格需要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1945年，基辛格時年21歲，核武器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聯合國成立——世界進入「全球時代」（The Global Age）。1947年起，美蘇冷戰持續近40餘年，成為全球時代的一個最大特徵。冷戰成就了基辛格，使他的專業有了「用武之地」。事實上，基辛格的崛起是冷戰的產物，他是冷戰最重要的一個相關者。20世紀80年代初，基辛格離開美國政府後不久，比「全球」更進一步的「全球化」概念在美國等地誕生。全球化概念改變了基辛格的世界觀。所以，基辛格的個人全球時代可以分為兩段：一段是沒有全球化概念的「全球時代」，一段是包含全球化概念的「全球化時代」。以往關於基辛格的評論和最近回憶基辛格的各種文章，多數不怎麼強調全球和全球化角度。然而，基辛格是最為典型的一個全球人物，故本文嘗試從全球和全球化兩個角度簡談基辛格。 基辛格與他的「政治家精神」 1950年，27歲的基辛格在美國哈佛大學完成了他的本科畢業論文，題為《歷史的意義：對斯賓格勒、湯因比和康德的反思》（The Meaning of History: Reflections on Spengler，Toynbee，and Kant）。這樣的題目，超出了一般哲學系或歷史系本科生的駕馭能力，可見基辛格年輕時非凡的學術抱負。這篇論文被譽為哈佛（史上）篇幅最長的本科論文。隨後，基辛格一鼓作氣，分別於1951年和1954年順利拿下文學碩士（MA）和哲學博士（PhD）兩個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為《和平、合法和平衡：對卡斯爾雷和梅特涅的政治家精神的一項研究》（Peace，Legitimacy，and the Equilibrium: A Study of the Statesmanship of Castlereagh and Metternich)。筆者在這裡把「the Statesmanship」翻譯為「政治家精神」，是因為基辛格一般被褒揚為「政治家」。有人把政治家和政客混為一談，認為基辛格是政客——這是一個誤解。政客在美國等國家是一種職業，是中性詞。基辛格沒有當選為國會議員等職，也沒有競選過總統，談不上是政客。事實上，基辛格是一位政治家（Statesman），具有政治家精神，19世紀傑出政治家梅特涅等人是他的楷模。基辛格「從政」的雄心在其博士論文中便得以顯露。該論文從各個學科角度討論增進世界和平和避免戰爭的相關議題，獲得了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獎並於1957年出版。要知道，當年並不是數字時代，出書並非易事。出版的論文與1954年獲獎的博士論文在題目和內容上均有所不同。基辛格把用於出版的書名改為《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爾雷與和平問題，1812-1822》（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1812-1822），著作內容完全是關於19世紀歐洲的國際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和世界和平（Universal Peace）的重建。博士論文的巨大成功使基辛格躋身一流學術界。無論是否身在大學或智庫，基辛格都是終生學者。蘇格蘭裔美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是基辛格正式聘請的傳記作者之一，他稱基辛格為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外交政策理論家。 「國際」「世界」和「全球」是基辛格一生的關鍵字 無論是在美國學術界、政界，亦或是全球的其他各種系統，基辛格的主要工作內容都是外交政策。他不僅研究和實踐美國外交政策，也在研究和參與其他國家的外交政策。基辛格一生的關鍵字包括「國際」和「世界」。如果把國際、世界和全球看作一個世界觀的「三位一體」，那麼基辛格的生涯關鍵字必須有「全球」才對。基辛格的世界觀不僅是國家（美國）的、國際的，也是全球的。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開始三個多月後，深受健康威脅的老年基辛格發表了他關於新冠疫情的評論：雖然病毒是全球的，並不尊重國家之間的邊界，但遺憾的是，全球各國領導人應對危機的方式不是尋求全球解決方案，而是各自為政。關於全球化概念史的各種研究表明，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儘管歐洲人的腳步早已遍布世界各地，但在思想上並沒有出現「全球化」的概念。20世紀30年代之後，少數歐洲作者提出了與現今語義相差很多的「全球化」術語，但並沒有引起注意。1938年，少年基辛格作為猶太難民逃離納粹德國到達美國，體驗了從歐洲跨越北大西洋的一次記憶深刻的環球旅行。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首先誕生了各種以「全球」為對象的新研究領域，如全球史學（Global History）的持續興起。20世紀80年代初，全球化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在美國誕生。經筆者查閱資料，基辛格主要著作的索引部分在20世紀90年代並無「全球化」一詞；至20世紀90年代後，索引中則包括了「全球化」一詞。這是基辛格一個顯著的思想改變——基辛格是與時俱進的。至於基辛格何時開始接觸「全球化」這一概念，也許我們已經無從考證。筆者認為大約是在20世紀80年代，當時基辛格已經離開美國政府行政部門，活動的重心從美國政治和世界外交的中心華盛頓轉移到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中心紐約。基辛格當時應該十分敏銳地注意到了美國和世界的主流經濟學家、卓越企業家、金融家在越來越多地談論「全球化」一詞。 基辛格與不斷發展中的「全球化」 如果說「全球化」概念的誕生標誌著嚴格的全球化時代的開啟，那麼20世紀80年代以來到2023年，基辛格經歷了40年的全球化之興衰。我們能夠很容易地發現基辛格對全球化問題的深入思考。進入21世紀，關於全球化的大辯論（The Globalization Debate）在政策上十分激烈，參與者很多是來自全球的重量級人物。基辛格也是全球化大辯論的重要一員。基辛格以他的親身經歷指出，儘管不少人追溯全球化的古代起源，全球化卻是前所未有的，當代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球化時代」（The Age of Globalization）。基於全球化的當代性與歷史的鮮明對比，基辛格認識到了全球化的創新性——「當代世界最具革命性的方面是全球化」（the most revolutionary aspect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s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和他的同代人一樣，基辛格有時習慣性地把全球化歸為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全球性問題（包括人口爆炸、核武器擴散、氣候變化等）之一。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基辛格在2008年的《全球化和對全球化的不滿》（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文。基辛格著述中以全球化為題的文章很少。我們知道，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模仿精神分析創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文明和對文明的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文，在2003年出版了《全球化和對全球化的不滿》，影響廣泛。斯蒂格利茨分別在美國克林頓政府和世界銀行工作過。基辛格也以《全球化和對全球化的不滿》為題撰文，說明基辛格是讀過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和對全球化的不滿》的。今天，在美國等地，「對全球化的不滿」更是熱門話題。基辛格參與和影響全球化大辯論的一個途徑是在一些重要的全球論壇發言。1980年，基辛格第一次參加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The World Economic Forum）年會，那時世界經濟論壇已經在歐洲和跨大西洋地區小有名氣。論壇是一種會議產業，在瑞士等歐洲國家有著數不清的類似模式，但大獲成功的論壇如世界經濟論壇，屈指可數。即便是在冷戰最嚴峻的20世紀80年代初，基辛格也認為「我們現在已經處在全球相互依存的時代」（We are in an age of global-interdependence）。20世紀70年代末，國際關係理論作為一門學科在基辛格的母校哈佛大學誕生（儘管該學科當時主要是「一門美國社會科學」，在其他國家尚不存在這樣的學科）。兩位年輕的政治學家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和約瑟夫·奈（Joseph Nye）於1977年出版了他們合著的《權力與相互依賴：轉變中的世界政治》一書。這本書標誌著「相互依存」國際關係理論的誕生。在達沃斯的講話說明了「相互依存」理論對基辛格的影響。基辛格這樣的老派「現實主義者」，居然也在說著「自由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常掛在嘴邊的「相互依存」話語。其實，基辛格本人不願意別人把他標籤為「現實主義者」。 基辛格最喜歡談論的是世界秩序而不一定是國際秩序。他於2014年出版的《世界秩序》一書表明了這一點。筆者觀察發現，基辛格有時也用全球秩序（Global Order）來指代更新了的世界秩序，他的世界秩序觀也全球化了。2022年5月，達沃斯論壇年會終於線下重開，基辛格受邀重返世界經濟論壇。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施瓦布（Klaus Schwab）教授親自主持基辛格專場。不過，基辛格未能到達現場，而是發表了視頻講話。其中，基辛格評論了新冠疫情後的世界，尤其是慘烈的俄烏衝突，同時表達了他對世界大分裂可能性的擔心。基辛格認為，若是世界再次形成相互對抗的兩大國際聯盟，不僅全球化將會終結，全球的和平秩序也將倒退至少數十年。他建議各國要意識到世界大分裂後果的不可承受之重，要為爭取全球的長期和平而努力。基辛格最後參加的一場世界經濟論壇是在2023年1月17日，也是受邀作視頻發言。他認為，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結束後，俄羅斯可能重新加入國際體系。這一點最後展示了他青年時就開始開展的畢生研究：各大國終歸是要走向「協奏」的（Concerto of Powers）。一個地緣上舉足輕重的大國不能也不應長期游離於國際體系之外。 結語 作為全球級的明星政治家，基辛格指出全球化是世界面對的主要挑戰之一。基辛格是一個「超級全球化」（Hyper-globalized）了的人，是影響甚至定義全球化的一個力量。基辛格是全球化時代的定義者，也是被全球化時代定義的個體。基辛格已經成為歷史，但「基辛格學」繼續存在著，它包含了關於基辛格的全球實踐和全球觀的研究。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1-2月號

《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王    喆 | 海南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李大光 | 海南大學法學院教授 如今，南海安全形勢進入動蕩期，圍繞領土主權和海域劃界、海洋資源開發與管轄權的爭端已經常態化，使2023年南海地區的安全形勢表現出一些新特點。其中突出特點主要表現為：南海爭端嚴重干擾海洋治理合作、美國在南海以多手段掣肘中國、南海地區安全架構「碎片化」、南海安全形勢呈現白熱化態勢、菲律賓在南海的挑釁不斷升級。針對這些新特點，我國應采取積極的應對之策，利用海南區位優勢，在RCEP框架下加速推進海南自貿港與東盟及14個成員國的經貿往來；綜合施策深耕南海經濟和安全領域；強化海南自貿港安全防護，發揮海南智庫維護南海權益作用；積極推進南海命運共同體建設。 南海是南中國海的簡稱，是指中國南海地區。中國南海、東海和黃海三大邊緣海中，以南海面積最廣、鄰國最多、資源最豐富。研究大國競爭背景下南海安全形勢新特點，探究應對南海安全威脅之策，對於我們維護周邊海洋安全特別是南海安全利益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大國競爭背景下南海安全形勢主要特點 在大國競爭的背景下，俄烏衝突持續、巴以衝突難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南海安全形勢在2023年進入動蕩期。其中，菲律賓在美國的支持和挑動下表現得尤為突出，頻繁在南海地區對我挑釁，導致南海戰略風險不斷升高，發生武裝衝突的風險仍然存在。儘管當今的南海地區安全形勢表面穩定，但圍繞領土主權和海域劃界、海洋資源開發與管轄權的爭端已經常態化，使2023年南海地區的安全形勢表現出一些新特點。（一）南海爭端嚴重干擾區域海洋治理合作如今，面對過度、無序的開發，南海海洋資源衰竭和生態環境退化問題日漸突出，特別是南海近海漁場，由於過度捕撈，漁業資源衰退尤為嚴重，開展區域海洋生態環境治理迫在眉睫。但面對巨大的經濟利益，南海周邊國家顯然缺少開展海洋治理的意願。特別是海洋劃界爭端、資源開發衝突等問題，是區域內國家之間開展海洋治理合作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受部分領土主權和海域管轄權主張衝突的影響，區域內國家雖然達成了包括《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在內的雙邊和多邊共識、協定，但區域海洋治理在較長時間內處於幾近停滯狀態，南海主權與海洋權益爭議嚴重地干擾著周邊國家開展區域海洋治理合作。一是南海問題日益呈現安全化趨勢。在傳統海洋強國與新興海洋大國力量對比加速演變的背景下，多層治理權力在南海地區所表現出「零和」博弈，使得南海海洋問題日益呈現出安全化的趨勢，進而阻礙南海海洋治理合作的有序推進。二是多層次南海海洋治理機制分布失衡。在多樣化的南海海洋治理領域，相關國際規制的內容多數僅是在宏觀層面對海洋治理的原則、方法和程序作出了規定，缺少具體而全面的條款，在實踐中缺乏普遍約束力，進而阻礙了多層次南海海洋治理機制效用的發揮。三是多層治理目標的分歧日益擴大。域內外國家、國際組織和跨國公司在南海海洋治理進程中有著多樣化的利益訴求，各行為體間複雜的權力關係與利益糾葛使得多層治理目標的分歧日益擴大，嚴重制約了南海地區海洋治理與合作水平的進一步提升。（二）美國利用南海爭端多手段掣肘中國俄羅斯在俄烏衝突中的表現，使美國的政界、軍界和智囊界達成了一個強烈的共識，就是認為中國已經成為美國今後的戰略對手，未來十年是決定中美競爭誰將勝出的「關鍵十年」。因此，美國對中國進行全方位的遏制打壓，其中利用南海爭端多手段掣肘中國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必然選擇。一是全力支持南海聲索國與我國「硬碰」。在美國南海政策的刺激下，周邊國家在對華問題上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南海有關爭端方在島礁建設、資源開發、海域管控、軍事活動、海上執法等方面與我國進行「硬碰」的膽子越來越大，由此引發的海上執法力量乃至海軍艦船間的海上對峙等時有發生。二是以「零和」博弈思維插手南海事務。美國等域外國家從傳統安全的角度和「零和」博弈思維處理南海問題，並以在南海的軍事存在、軍事威懾、炫耀武力等方式作為處理南海地區事務的主要手段。三是將南海問題作為美推動「印太戰略」抓手。美國從「印太戰略」的視角看待和處理南海問題，把南海地區作為美「印太戰略」的重點關注區域，將南海問題作為美國推動「印太戰略」的主要抓手，竭力推動南海問題「印太化」。（三）南海地區安全架構呈現「碎片化」在南海地區，原來以東盟為中心、通過東盟和多邊主義原則搭建起來的安全秩序，現已分化為三種互不兼容、甚至相互衝突的安全架構，即以美國為中心的雙邊和小多邊安全合作、以東盟為中心的多邊主義安全機制和部分東盟國家之間的安全合作。一是以美國為中心的雙邊和小多邊安全合作。從美日印澳「四國安全機制」到美英澳的「奧庫斯」（AUKUS）聯盟，以及美菲、美越、美印尼，美國在南海及其周邊地區已經建立覆蓋雙邊、三邊及「小多邊」等多個層次的網絡化安全合作架構。美國的「小多邊主義」將中國預設為競爭目標，按照南海爭端等不同議題設置不同的「安全合作機制」，這其中不乏含有「隱形聯盟」和「軍事同盟」之意。二是以東盟為中心的多邊主義安全機制。如今，東南亞地區逐步形成以東盟為中心的多邊主義安全架構。這種地區安全架構的主線有三條：開展區域安全事務磋商、逐步推進軍事安全合作、維持東盟的中心性。三是南海周邊部分東盟國家之間的安全合作。南海部分聲索國之間加強彼此涉及南海等安全政策協調、甚至建立海上安全合作機制的跡象越來越明顯。如早在2012年「黃岩島事件」後，菲律賓就曾試圖聯合越南、馬來西亞和文萊召開所謂「南海爭議四國會談」。2022年11月，菲越兩國領導人明確表示，鑒於兩國在海上的共同利益，同意加強菲越情報和戰略合作。（四）南海安全形勢呈現白熱化新態勢如今，中美之間、爭端國之間、區域內與區域外國家之間互不相讓的權力競爭，以及競爭導致的各種衝突，進一步撬動南海地緣政治板塊的分裂和演變，海上安全形勢呈現出以往不曾出現過的白熱化態勢。一是南海形勢呈現大國軍事競爭新態勢。在大國競爭背景下，美國對中國的防備之心有增無減，在印太區域的造艦、擴軍、新建基地等行為也越來越猖獗，尤其是美軍向南海部署水下、水面和空中無人化或智能化裝備幾乎沒有任何懸念。在戰略上，美軍一再縮短對中國近海偵察的距離，擴大單邊和聯合軍事行動的規模；在戰術上，美國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動、抵近偵察以及軍艦穿越行動，都暗藏著摸清中國軍隊「空中和海上活動有哪些規律」等方面的意圖。二是南海地區呈現軍備競賽新態勢。受到俄烏衝突刺激而急於「防衛自主」的部分東南亞國家正在加快擴大防務預算，增加從美、俄、印、英等國採購包括常規動力潛艇、戰鬥機、水面艦艇等在內的武器裝備。其中，印尼在2022年4月與法國簽署了包含42架「陣風」戰鬥機的採購合同；5月6日，菲律賓海岸警備隊從日本獲得2艘全長約97米、總噸位2,260噸的大型巡視船。三是美軍在南海地區聯合軍演常態化。如今，美軍在南海的軍事演習已經常態化，而且數量逐年增加、規模不斷擴大。據統計，美軍在南海及周邊海域的軍事演習從2020年33次增加到2022年48次。在演習中，除潛艇、無人潛航器、偵察機等之外，美軍還把針對南海的軍事與海洋信息情報搜集擺在至關重要位置，將各種渠道獲取的海南信息情報進行整合，從而為美軍應對未來在南海可能的衝突做準備。四是南海聲索國視爭議區單邊行動為正當行為。在巨大經濟利益等因素的誘惑下，南海有關聲索國雖然很少提及「南海仲裁案」裁決，卻紛紛以實際的權利主張和海上單邊行動坐實「南海仲裁案」裁決。加上部分域外國家從外交和輿論上煽風點火，促使前者在爭議區開展油氣、漁業、執法、島礁建設等實際行動更加「底氣十足」。（五）菲律賓在南海的挑釁不斷升級         一段時間以來，菲律賓多次侵犯中國在南海的主權，利用仁愛礁等問題頻繁挑起事端，傳播虛假新聞以及與境外勢力勾結，並拉攏域外勢力介入，來破壞南海的和平穩定。菲律賓不斷強闖仁愛礁附近海域，企圖運送用於大規模維修加固非法「坐灘」軍艦的建築物資。自2023年8月以來，在美方的鼓動下，菲方強行擅闖南海海域的膽子變得越來越大，次數也越來越多。如9月22日，菲律賓漁業和水產資源局公務船未經中國政府批准，非法進入中國黃岩島附近海域滋事挑釁。在美國總統拜登公開表示要將中國南海納入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的範圍之內以後，菲律賓更是頻繁向中國挑釁。10月22日，菲方執意派出2艘運輸船和2艘海警船擅自闖入中國南沙群島仁愛礁鄰近海域，企圖向非法「坐灘」軍艦運送違規建築物資。期間，菲方船只無視中方嚴正警告，以不安全方式接近我方船只，導致發生擦碰。針對此次擦碰事件，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強調，只要菲律賓在南海遭受武裝攻擊，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就自動激活，美國將為菲提供軍事援助，暗示菲律賓可以放心地挑釁中國，美國會為其提供支持。菲方擅闖南海爭端海域的裝備由海警船向軍艦升級，製造摩擦的性質正在發生改變。由於美國明確提出給予軍事支持，菲律賓不顧中方一再勸阻和警告，於2023年10月10日派出一艘海軍炮艇侵闖中國黃岩島鄰近海域。10月30日，菲律賓海軍又派出一艘39號軍艦非法闖入中國黃岩島附近海域。菲方此次動用軍艦擅闖中國黃岩島附近海域，不僅是武力運用的升級，也是在南海爭端上對華挑釁的升級。12月9日，菲律賓再一次出動兩艘海警船、一艘公務船，以及一艘運補船竄入仁愛礁海域進行挑釁。菲方利用中方允許運送食品運補船登上仁愛礁的人道主義善意，將菲律賓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和西部司令部司令等人藏匿於運補船內，乘機登上了非法坐灘的「馬德雷山」號登陸艦，並得意洋洋地與菲海軍陸戰隊人員進行聚餐合影。菲律賓十分明顯地表現出動用軍隊武裝力量介入南海島嶼爭端的意圖。未來，中菲圍繞南海島嶼問題發生矛盾和摩擦的可能性會進一步增大。隨後，菲律賓外交部發出威脅，稱宣布中國駐菲大使為菲律賓「不受歡迎的人」也是「需要認真考慮的事情」，似乎暗示要驅逐中國駐菲大使。但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對菲律賓內部驅逐中國駐菲大使的要求作出了直接否決。12月20日，菲律賓外長馬納羅主動與中國外長王毅通電話，態度較之前有明顯的軟化。菲律賓此次態度的轉變背後，是受到了中國與越南在南海問題上合作的影響。 維護南海安全應把握的四個問題 在美國撐腰和唆使下的菲律賓在中國南海持續興風作浪，挑釁和摩擦不斷，南海的局勢越來越緊張。菲律賓軍方直接派遣出軍艦擅闖南海，軍事挑釁意味十分明顯。針對當今南海安全緊張局勢，我國應採取積極的應對之策，用以維護我國南海海洋權益。具體應把握以下四個基本問題。（一）利用海南區位優勢，在RCEP框架下加速推進海南自貿港與東盟及14個成員國的經貿往來海南的獨特區位優勢、島嶼經濟體和作為中國最大經濟特區的自貿港，對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成員國擁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應發揮自貿港在RCEP框架下的中國窗口作用。一是利用海南自貿港優勢強化與東盟集團的經貿與海洋領域的合作。在RCEP框架下，借助自貿港優惠政策，趨利避害、揚長避短，推動海南與東盟集團的貿易合作，實現海南與東盟在海洋領域合作的突破。二是利用海南自貿港區位優勢強化與RCEP14個成員國的經貿合作。RCEP框架下，利用海南自貿港區位輻射優勢，強化與RCEP內14個成員國的經貿合作。開發「RCEP智能享惠服務平台」，幫助企業選擇最合適的自貿協定，幫助更多企業用足、用活、用好原產地優惠政策，為海南自貿港企業深耕原有市場，進一步開拓新市場。此外，還要利用海南自貿港優勢加強與內地省份（直轄市）經貿聯繫，為海南企業開發國內市場。三是舉辦RCEP區域（海南）進口商品博覽會、打造RCEP區域服務貿易中心。在海南自貿港舉辦RCEP區域（海南）進出口商品博覽會，吸引國內外企業開拓貿易往來的新機遇。此外，還要將海南自由貿易港打造成為RCEP區域服務貿易中心，加強海南自由貿易港對外交流，加快建立區域性國際人文交流中心。四是為東南亞地區可持續發展提供公共產品。積極承擔大國責任，為東南亞地區政治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公共產品，讓東盟國家民眾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如加強防務、反恐、海上聯合搜救和演練、打擊跨國犯罪、災害管理等領域合作；引導企業、社會組織對周邊國家開展一些社會治理活動，逐步拓展中國公共外交的力量。五是規避RCEP給海南自貿港帶來的挑戰。RCEP在給海南帶來機遇的同時，也給海南帶來挑戰，尤其是海南農業方面。如部分農產品關稅實現突破，導致農業生產面臨挑戰；市場對農產品質量要求更高，對海南農業技術創新造成壓力；海南養殖業發展面臨產業競爭和生態安全等挑戰。要針對海南的優勢行業制定應對RCEP挑戰的細化措施，如強化國際海關組織AEO認證制度，進一步擴大加工增值政策適用範圍；加大對總部企業的引進力度；進一步完善海南零關稅政策。（二）綜合施策深耕南海經濟和安全領域維護南海海洋權益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獲得南海經濟利益，因此要綜合施策南海經濟，實現發展經濟與維護安全相互促進。一是進一步加強南海行政區劃建設。為加強我國對南沙島礁及其海域各類資源的開發規劃和管理協調工作，可在南沙群島設立隸屬於三沙市的縣級行政單位，如南沙區、中沙區和西沙區等，同時在一些核心島礁上採用軍民結合的模式同步建設軍民通用設施，既要打造成南海不沉的堡壘，也要打造成南海繁華的海上都市圈，從而不斷強化南海島礁與陸地之間的緊密聯繫。二是「三海」整體聯動維護我國海南海洋權益和安全。鑒於南海、台海、東海三海緊密相聯，海上經濟利益具有內在的聯動關係，我國應加強南海、台海、東海三海在情報和維權方面的整體聯動，從而有效維護我國南海海洋權益。根據當前三海安全態勢，應特別注意加強對海南維權力量投入，增強南海的海警和海監力量，同時還要加強南海艦隊和南海民兵力量。三是實行南海出海漁民武裝民兵制。鑒於中國漁民在南沙群島傳統漁場作業面臨被他國武力抓扣的威脅，為保障我國在南海地區作業漁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應發揮我國「大辦民兵師」的光榮傳統，對於南海捕撈的漁民實行武裝民兵制。按照我國民兵體制、機制和模式，對南海經常出海的漁民實行武裝民兵制，配備一定的輕武器，實行海上武裝自衛。（三）強化海南自貿港安全防護，發揮海南智庫維護南海權益作用海南自貿港的安全與否是直接關係到自貿港封關運行的大問題。因此，要強化海南自貿港安全防護，發揮海南智庫在維護南海權益的特殊作用。一是進一步強化海南自貿港的反間防諜工作。海南自貿港封關運行後，實行島內外人員往來自由，在大國競爭背景下國際安全形勢發生深刻變化，特別是隨著海南自貿港戰略地位的不斷提升，境外間諜情報機關針對海南的滲透特別是針對黨政軍要害部門策反、情報竊密活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突出。因此，海南省國安部門應以構建反間諜的「鋼鐵長城」和堅不可摧的人民防線為目標，深入開展全民特別是政府機關重要崗位的反滲透、反顛覆、反竊密鬥爭，加強與境外間諜情報機構滲透、顛覆和破壞活動的鬥爭，防範、制止和懲戒境外間諜情報機構各種破壞活動。基於自貿港封關後反間諜鬥爭形勢的嚴峻性，國外各類間諜情報活動更加猖獗、領域更加廣泛、目標更加多元、手法更加隱蔽，應重點加強南海地區、傳統安全領域、非傳統安全領域和新興領域的反間防諜鬥爭。二是充分挖掘海南智庫社會資源維護南海安全服務。目前，海南已經形成了政府智庫（如社科聯、各級政府政策研究室）、高校智庫、各種社會和民間智庫等多主體共同發展的格局。應充分利用海南智庫的社會資源，以官方智庫為核心，以高校智庫為助力，以民間智庫為輔助，進一步提高各種智庫資源研究問題的深度和層次，特別是要提高研究問題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廣泛開展南海安全形勢研究，匯集海南智庫社會資源的對策建議，形成有效維護南海安全和海洋權益的最佳對策方案。（四）積極推進南海命運共同體建設在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背景下，解決南海爭端問題有效途徑就是推進南海命運共同體建設。一是保持戰略定力，把南海地區的事做好。在南海地區，把南海地區的事做好就是：強化在南海的軍事實力與實際管控、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護、維權執法、談判協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等。特別要不斷強化我國海警、海監在南海的常態化巡邏、監控，增強南海維權和應對突發情況的能力。二是發揮地區優勢為南海治理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依托近年來島礁建設成果，主動提供公共產品，如建燈塔、海道測量、氣象預報、減災防災與搜救、海上旅遊觀光等，推動和引領南海治理，維護南海地區和平穩定，探討合作與繁榮發展之路。三是充分發揮海南自貿港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中的獨特作用。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為總抓手，推動環南海經濟、海洋旅遊、海上設施聯通、海洋事務、人文社會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建立南海海洋治理合作體系，增進互信、化解分歧，致力於把南海建設成為和平、合作、和諧之海。 結語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大背景下，南海地區安全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對於同周邊鄰國存在的海上爭議，中國的立場是一貫明確的。中方堅持通過對話、協商妥善管控爭議的立場沒有變；同包括菲律賓在內的東盟國家，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政策沒有變。在中國和東盟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和平穩定的歷史大勢不可抗拒，地區團結合作的時代潮流不可阻擋，南海成為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的大勢不可逆轉。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1-2月號

《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殷旭東 | 珠海市行政學院副教授 促進港澳青年人心回歸、增強國家認同，應從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入手。本文設定政治認同、經濟認同、文化認同以及社會認同四個一級指標及若干二、三級指標，構建研究港澳青年國家認同的指標模型，運用層次分析法構造模糊判斷矩陣，透視影響港澳青年國家認同的因素，並提出相關對策建議。 「一國」與「兩制」：港澳青年的國家認同 「一國兩制」是在推動粵港澳經濟一體化發展、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方面的根本性制度安排。但長期以來，港澳青年在內涵廣泛的國家認同概念之中，並未能真正理解經濟之外的更多範疇。比如在部分香港青年內心裡，香港的國際經濟金融中心地位讓他們產生了一種幻覺，以為依靠香港人的聰明、勤勞、堅韌，以及香港的法律制度，就能實現香港的繁榮和發展。他們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份，但只以「香港人」的身份為榮；他們認同國家統一的重要性，但對「中央政府」的權威並不苟同。一方面安然享受著「兩制」為港澳繁榮帶來的便利，另一方面卻對「一國」態度模棱兩可，若即若離。歸根結底，還是他們並未隨著港澳的回歸而培育出應有的國家認同感，以及在此身份認同之下油然而生的愛國主義情感。 港澳青年國家認同問題，其實質就是帝國主義入侵造成的文化疏離、制度隔絕所帶來的互信缺失以及經濟分離帶來的利益衝突。港澳被西方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從祖國懷抱擄走之後，由於殖民者更加重視其本體文化的繁殖和發展，港澳地區的文化主流逐漸疏離了中華母體，港澳青年的心靈回歸之旅存在現實阻隔。 要解決港澳青年「人心回歸」問題，有必要從三個方面進行考慮：第一，從經濟層面構築中華民族共同體要更加深入。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發布，中央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構建大灣區統一市場、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部署逐步得到落實，粵港澳經濟進入深度一體化發展階段的政策條件已經具備。但從現實條件來說，粵港澳經濟一體化發展仍存在一些現實困難。比如稅制的對接、法律的兼容、行政範式的互通等，都有待進一步突破。第二，從文化層面構築中華民族共同體要久久為功。一方面，粵港澳三地文化同源，但發展方向各有差異、甚至大相徑庭之處多有存在；另一方面，在經濟一體化驅動下，文化的回歸與融合需求顯得更加迫切。從文化發展的獨特性來說，文化相融必定可以通過選擇重點項目，以建設系統性和歷史性工程的心態逐漸實現。第三，從社會層面構築中華民族共同體要關注民生。港澳青年處於經濟發展模式和發展路徑大轉折的歷史時期，住房、醫療、教育、就業等方面的壓力較大，很大程度上迫使他們累積了對社會的怨氣。粵港澳大灣區的社會建設目標，應首先考慮如何通過資源的整合與治理的協同，及時充分地緩解和解決港澳青年的民生困境，從最基礎的需求開始，解開粵港澳社會交融的心結。 如何幫助港澳青年釋放心中怨氣，穿越港澳「自我認同」的迷霧，實現真正的國家認同？我們需要分析並找到港澳青年國家認同難題產生的根本原因，通過頂層的有效設計以及系統化的規劃和長期化的建設，才能一步步接近並實現這個目標。 實證分析：港澳青年國家認同的調查與結論 根據國家認同的定義，以及港澳青年在「一國兩制」下所產生的關於國家認同問題的特殊性認知，本文選定了政治認同、經濟認同、文化認同以及社會認同四個大類，作為研究港澳青年國家認同的主要指標，構建港澳青年國家認同指標體系（表1）。 「政治認同」方面，選擇「身份認同」、「法律認同」和「體制認同」這三個最為基礎的因素作為三級指標；「經濟認同」方面，從國家整體戰略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出發，選定「一體化發展」、「個體機會」和「未來信心」三個要素作為三級指標；「文化認同」方面，選擇「傳統文化」、「本土文化」以及「現代文化」，試圖結合歷史與現代的交融對文化認同進行解釋；「社會認同」方面，則從「社會管理」、「教育體制」和「醫療服務」這三個港澳青年較為關心的實際問題考慮，用以揭示構築港澳青年社會認同的基礎性指標。針對港澳青年的國家認同問題，構建了一個由四個二級指標、12個三級指標以及36個操作層指標構成的指標體系。通過發放調查問卷對操作層指標進行打分，再運用美國著名運籌學專家、匹茲堡大學A.L.Saaty教授提出的層次分析法構造模糊判斷矩陣，並確定各指標的權重（表2）。表1. 港澳青年國家認同指標體系 表2. 港澳青年國家認同影響指標排序（三級指標）從計算結果來看，對港澳青年國家認同影響最大的因素依次是「政治認同」、「經濟認同」、「社會認同」以及「文化認同」，這個結果中「文化認同」落在最後出乎意料。不過對於經歷了經濟全球化快速增長期的港澳青年來說，這也許又算是合情合理的選擇。因為正是由於經濟、社會的不斷融合，才使得港澳地區人民與祖國內地的距離日益貼近，能夠感受到國家強大所帶來的巨大發展推力，也更能夠對國家產生認同感。繼續對三級指標的排序情況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發現：1.對港澳青年產生國家認同感最重要的指標是「政治認同」。排名前三的三級指標中，「身份認同」和「法律認同」都是在「政治認同」名下，這與對國家認同研究中的發現基本吻合。對於現代民族國家來說，「我是誰」以及「我來自哪裡」確實是人們產生國家認同要解決的首要問題。2.除了自身的身份認定問題之外，港澳青年更多關心的是自己的個體機會以及對未來的信心。自回歸以來，在國家的全力支持下，港澳青年獲得了更多的發展機會。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不斷深入，港澳青年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個體機會，這無疑也會給他們帶來對未來的極大信心。而個體機會中，港澳青年更加關心「內外機會比較」和「跨境創業就業」。這說明他們對「一國兩制」中的「兩制」之利有深切體會。 3.除了政治體制外，教育和醫療服務也在港澳青年關心選項的前列。「教育體制認同」、「醫療服務體制認同」以及「現代文化認同」，都是與日常生活、工作、社交、娛樂密切相關的重要事項，由此產生的相關認同感，能夠迅速拉近他們與國家之間的距離。 4.「一體化發展」在港澳青年的國家認同選項中處於相對低位（第9位），說明他們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因此而來的「社會管理認同」也沒能獲得關注（第10位）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5.雖然傳統文化（中醫和傳統習俗等）和本土文化（廣東話、廣東民俗、粵劇等）在粵港澳地區擁有深厚的群眾基礎，但港澳青年顯然更「中意」現代文化（社交軟件、高等教育、影視劇現代文創等）。青年人關注更具時代性的元素，這值得我們重視。 6.港澳青年雖然對內地體制關心程度不高，但他們對體制的認同還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部分青年對於「服務體制」選項表現出強烈的興趣，說明內地體制對港澳青年也存在一定的吸引力和融合力。 7.「本土文化」選項在所有的三級指標中居於末位，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熱度以及港澳目前面臨的區域發展困境來看，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破除文化隔閡，建立更融洽、更包容的文化氛圍，對於港澳青年國家認同感的重構，具有重要意義。  結論與建議   （一）初步結論 總結起來，港澳青年的國家認同受到三重衝突影響。一是身份認定與國家關懷之間的衝突。從二十世紀末的港澳回歸再到新時代的粵港澳大灣區，港澳的身份從殖民地到特別行政區、再從特別行政區到融入大灣區，「國家」的身影由遠及近。一個習慣了在殖民環境中被矮化和管治的群體，突然要轉向對「國家」認同和效忠，必然有一個調整和適應的過程。二是未來期望與生存困境之間的衝突。在經歷了殖民主義和嗜血資本對各種資源和空間無節制的掠奪之後，港澳青年在就業、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壓力日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雖然描繪了一幅美好的前程畫卷，但經行的道路充滿了崎嶇：體制的隔閡、市場的分立、文化的疏離，每一層阻隔都會讓這些處於衝突和矛盾中的青年感到困惑和苦悶。三是文化的傳承與現代化之間的衝突。港澳青年正處於一個文化斷層頻現、文化衝突嚴重、泛文化及後現代文化盛行的時代。身處國際化程度極高的香港和澳門，在全球化的衝突下，港澳青年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知逐漸模糊，而新生代的文化亦未形成主流，文化的泛化現象普遍。失去了本體文化的滋養，部分港澳青年逐漸在光怪陸離的文化環境中迷失了自我，開始對自己的身份意識和共同體意識產生懷疑乃至反抗。 （二）對策與建議 首先，應儘快著手解決港澳青年對國家的政治認同問題。其一，從學校教育、法律規範、社會服務以及語言習慣等方面進行全方位引導。學校的教育著重進行國家歷史的深入學習，解決港澳青年「我是誰」「從哪裡來」的最基本疑問。法律方面則加強《憲法》《基本法》的普及學習，特別要強化其「公民」的概念，讓他們明白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幫助港澳青年儘快融入國家氛圍。其二，積極擴大港澳青年在內地的發展空間。出台相關政策支持港澳青年來內地就學就業，不斷消除港澳與內地的流通門檻，逐步開放參軍、參警、報考公務員等對港澳青年的限制。其三，不斷強化港澳青年的國家榮譽感。對於自身認為是「香港人」和「澳門人」的港澳青年，可以引導他們用「中國香港人」「中國澳門人」的身份投身國家和國際事務，並不斷強化他們在「中國」和「中國人」群體中的重要位置，將他們內心「香港人」「澳門人」的身份優越感轉化為對國家認同的原始動力。其四，全面開放港珠澳大橋「單牌車」的通行權。放開港珠澳大橋的通行管制，不僅可以為大灣區發展帶來巨大的經濟機會，更對重構港澳青年的國家認同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性意義。 第二，加緊推進港澳青年對國家的經濟認同。經濟認同的核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個體發展機會的擴大，二是未來發展前景的明朗，三是政策環境的穩定。相應的對策也應從四個層面展開。其一，以建設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為契機，充分利用橫琴、南沙、前海三大合作平台的先行優勢，支持港澳青年全面融入三大平台的建設和發展，全面發揮「一國兩制」在連接「兩個循環」、轉化「兩個優勢」中的槓桿作用；其二，全面解除港澳青年在內地的發展限制，港澳青年在全國範圍內享受與內地公民一樣的權利和義務；其三，制定各類政策時應特別注意穩定性和長期性，不能隨意調整，更不能任意翻轉；其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包括港澳青年在內的全國人民團結奮進的宏偉目標，它不僅要有宏大敘事的理想指標，還要有可供實施的操作層指標。特別是針對港澳青年時，需要有可努力、可著力、可用力、可實現的具體化目標，這些具體化目標還需要與港澳青年個人發展緊密相連，讓他們在為之奮鬥的過程中感受到個體生命與國家發展同呼吸共命運的時代脈搏，從而不斷增強他們對國家的依戀和認同之情。 第三，著力強化港澳青年對國家的社會認同。其一，引進港澳負責社會治理的相關社會團體在珠海橫琴、廣州南沙以及深圳前海三大合作平台設立分支機構，同時吸收港澳在校或畢業大學生加入社會工作隊伍，與內地的居委會合作，積極開展服務港澳居民的活動，讓港澳青年社會工作人員在服務實踐中提升認識和能力，促進粵港澳社會融合。其二，加大在三大合作平台的教育、醫療投入，加強對港澳在教育、醫療領域的開放。內地的教育、醫療服務效率高、品質好、價格低，對港澳居民有較強的吸引力。開放對港澳居民的教育、醫療服務，不僅能提升港澳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也能通過教育、醫療服務向他們傳遞國家認同的價值觀。其三，藉助國家和地方行政學院的力量，為港澳地區培訓懂政治、知國情、強技能的行政人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提供人才儲備和行政基礎。 第四，逐步提升港澳青年對國家的文化認同。其一，統編一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簡明教材，在港澳以及內地各級學校同時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通識普及，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夠在每個學生心中扎根、生長。在港澳學生中推廣簡體字與漢語拼音的學習，讓兩岸三地青年能夠有一個共同的語言、文字及文化背景，在文化意義上有著更加一致的價值取向。其二，組織港澳青年來內地考察，特別是內地的傳統節日、傳統習俗、傳統戲劇、傳統建築等，培養他們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熱愛之情。其三，組織港澳青年學生參加內地的鄉村振興項目。不僅可以讓港澳青年深入基層、了解國情，而且可以通過鄉村振興項目了解中央對農業、農村、農民的深切關懷和重大付出，對國家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現狀有更切身的體會，更能增進他們對國家的了解與認同。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1-2月號

《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馮澤華 | 廣東工業大學粵港澳大灣區協同治理與法治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袁   荃 | 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法律碩士王   喆 | 福建外語外貿學院講師 在「一國兩制」新形勢下，愛國者治港、治澳的良好氛圍業已形成。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中扮演著橋樑紐帶者、參與決策者、監督者等角色，積極發揮著連接內地與港澳兩地民意的作用，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中流砥柱」。 近年來，中共中央、國務院相繼印發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明確將「推進規則銜接」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方向。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親歷者、參與者和見證者，港澳地區的全國人大代表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學界較少討論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尤其是規則銜接中的角色與作用。為此，本文認為有必要結合「一國兩制」新形勢，闡釋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應如何發揮獨特作用。鑒於角色與作用在行文論述上往往交叉性強，本文並不嚴格區分角色與作用的差異性，主要是從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中的角色出發，論證這一角色如何發揮重大作用，進而推動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港澳地區的全國人大代表除了在特別行政區依法履職外，還應依據《憲法》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等積極履職。在「一國兩制」新形勢下，愛國者治港、治澳的良好氛圍業已形成。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在日常履職過程中，積極發揮連接內地與港澳兩地民意的作用，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中流砥柱」。 橋樑紐帶者 在兩會期間，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的主要職能是代表港澳居民參政議政，商討及處理國家大事等。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可以提交與國家大事有關的議案，但不能提交在港澳高度自治範圍內的相關議案。在兩會閉會期間，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需要積極聽取及收集民意。作為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與其他選委會成員一道，投票選出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管見以為，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可在以下方面從更高層次發揮橋樑作用。 首先，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應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加強與特別行政區居民的聯繫，聽取他們的訴求及對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意見，積極發揮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中代表港澳民意的橋樑作用。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是「一國兩制」偉大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自身生活的親歷者，港澳同胞對自身的生活與發展有著更為微觀細致的獨到見解，而這些見解在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中亦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因而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應當更加心繫港澳同胞，為港澳同胞謀福祉，充分發揮橋樑作用，傳達港澳地區民眾的心願與意見，並使其體現在每一個與港澳特區密切相關的國家政策中，如此可穩步提高港澳同胞的幸福感、參與感，亦可促進港澳地區更主動、快速、穩定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之中。 其次，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可在日常工作中創造條件，讓三地各行各業的居民加強合作。香港在航空、貿易、金融、航運等方面擁有傲視寰球的地位，與英語系國家有著密切的聯繫，是世界信息交流的前端。澳門則在金融、博彩、物流和旅遊等領域有著突出的優勢。世界上超過2.3億人的母語為葡萄牙語，這是一片我國涉足未深的藍海市場，因而類似於香港與英語系國家交流有著相近法制等方面的優勢，澳門亦有著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合作平台建設的優勢與定位。珠三角地區製造業蓬勃發展，素有「世界工廠」之稱，其借助與港澳融合發展，取長補短，將進一步深入推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逐步發展成世界先進製造業中心，並培育數字經濟新動能，更好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日益複雜的國際競爭。從上述內容不難看出，三地有著各自獨特的定位，促進三地深入合作，俾收取長補短之實效，且避免了高度同質化發展可能產生的惡性競爭，實為明智之選。 最後，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或可與廣東省全國人大代表合力，加強彼此間的交流，使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更為通暢。眾所周知，大灣區有著三法域、三關稅區、三貨幣的舉世罕見格局，在這其中，規則銜接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一環。在我國的憲法視野下，全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立法機關，易言之，是狹義上的規則制定機關。人大代表作為人民代表大會的最小組成部分，有著建言獻策、促進合理提議制度化的權利與職責。三地的規則銜接需共同完成，個中利益協調需三方通過深入磋商方能達到預期效果，此時，便亟待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與廣東省全國人大代表形成合力，就粵港澳三地之間的規則銜接問題積極獻言獻策。具言之，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可在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的協調與廣東省全國人大代表的陪同下，對珠三角九市進行實地考察。反之，廣東省全國人大代表亦可前往港澳特別行政區考察，再通過會議等方式，與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就三地的現實痛點進行審視、協商，最終權衡出合理的解決方案，並進行提案，從而以制度的形式落實下來。  參與決策者  全國人大代表的重要職能之一是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決策。全國人大依法行使職權，討論和決定國家的重大事項，均離不開代表的積極參與。在某種程度上，全國人大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端賴全國人大代表參與決策的程度和能力。粵港澳大灣區作為近年來推動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大措施，亦是中國經濟內循環與外循環的對接與結合區，具體到制度層面的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則銜接，更是離不開參與規則制定的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 首先，從規範層面出發，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可以依法參與國家事務管理，吸納港澳居民民意。根據基本法的規定，特區居民享有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權利，因此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提出議案是人民主權原則的重要體現，具體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可以依據憲法和組織法的規定享有提出議案等權利，同時承擔與原選舉單位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繫、聽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見和要求的義務。第二，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可以審議議案，在參與國家事務管理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中在修改基本法程序中扮演著尤為獨特的憲制角色。基本法的修改議案需要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及特別行政區長官同意之後，交由全國人大代表大會才可以向全國人大提出。 其次，從全國人民根本利益的視角出發，圍繞人民所聚焦的熱點、難點問題，積極向中央及有關部門提出議案和建議、批評、意見，是全國人大代表參與決策的重要內容，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亦不例外。當有關部門經過慎重研判後，認為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的提案可行，便會與該代表聯繫溝通，跟進後續事宜。回首過去，無論是每年的兩會期間，抑或日常的生活中，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均積極將有助於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提案上交至有關部門。這些代表具有豐富的市場經濟經驗，了解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對於處理內地與港澳之間的關係提出了許多建議。聚焦至近幾年，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與廣東省全國人大代表在兩會期間就大灣區規則銜接工作進行了多次討論，部分代表還向大會提交了切實可行的提案，不少提案業已獲得採納並得到落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香港全國人大代表鄭耀棠於2020年向兩會提交的「大灣區撥地予港建新社區」提案即被廣東有關部門採納，並正在積極落實中；香港全國人大代表陳曼琪於2020年向兩會提交的「在香港設立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提案已成為現實。新冠疫情期間，4名澳門全國人大代表在兩會期間向中央建議分階段恢復澳門與內地通關。見諸報端的例子多不勝數，並有望對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則銜接工作產生積極影響。上述例子充分表明中央及有關部門高度重視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的建議，所以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應當鼓足幹勁，積極作為，匯聚智慧，獻言獻策。 最後，具體到制度層面的大灣區規則銜接中，大灣區的建設目前正處於自下而上的技術創新與自上而下的制度創新相結合的關鍵階段。就前者而言，乃屬市場這只無形的手所掌控的範圍，出於服務型政府的定位考量；而後者則不同，是國家各級權力機關尤其是人大代表大有作為的領域。此外，眾所周知，良好的制度環境創造良好的技術創新環境和營商環境。唯有良好的制度環境，才能吸引並留住世界範圍內的優秀人才，所以前者是後者的前置條件。一言蔽之，在粵港澳大灣區三關稅區、三法域、三貨幣的複雜格局中，規則如何銜接是亟需解決的痛點問題，亦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鍵問題。處理得當，最直接的益處便是能促進勞動力、資本、知識、技術、管理和數據等生產要素在三地之間暢通無阻地快速流通，更好地促進經濟增長，反之則會使得生產要素流通時受阻。   監督者   全國人大代表的代表性是廣泛的，但為了便於管理，其產生、監督、履職和任免等工作又必然依賴於某個選舉單位或者選區。在這樣的人大代表選舉制度邏輯的指引下，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並不只是港澳同胞的代表，在大灣區建設的背景下，中央和廣東省可創造有利條件，讓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亦可在廣東省履職，共同參與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的監督工作。 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在廣東省直接履職並參與大灣區規則銜接的工作缺乏相關的制度安排。與教育、醫療和住房等民生事項可局限於特定的行政區不同，大灣區規則銜接必然需要多方的合作方能實現。然而，三地的規則制度各不相同，既不能完全採用內地的規則標準、也不能完全適用港澳的規則標準，因此對接起來有很大難度。同時，當前大灣區規則銜接工作主要呈現出單向開放的狀態，即主要由廣東省的規則對接港澳地區相關規則，換言之，對照港澳地區的國際化規則，結合珠三角九市的實際情況，創設或者變通有利於港澳融入大灣區建設的規則，這些規則也主要在珠三角九市實施。此種單向開放的規則銜接思路也得到了中央及相關部門的認可，例如，為吸引港澳高層次人才往珠三角九市發展，財政部、稅務總局頒布港澳高層次人才可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享有個人所得稅的優惠待遇的相關政策。 在實踐中，三地政府簽署的區域行政協議是比較有效實現大灣區規則銜接的方式，因此大灣區的規則銜接主要由行政機關負責。其行使的是一種國家權力，必然需要接受國家權力機關以及人大代表的監督。由於這一工作的特殊性，又必然需要與廣東省全國人大代表合力，共同就廣東省的大灣區規則銜接實現全方位的監督。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可在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協調下，前往廣東省的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等進行調研，檢視廣東方面在大灣區規則銜接中面臨的具體問題，並結合港澳地區實際提供若干建議。廣東省政府亦可向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提供關於大灣區規則銜接的有關情況。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也可與廣東省全國人大代表在日常工作中建立密切的對接機制，通過茶話會、座談會、磋商會等各種形式加強交流，分享彼此對大灣區規則銜接工作的看法。前述的各種支持型監督行為，需要粵港澳三地的主流媒體加以正面報導，這有助於提升港澳地區全國人大代表的社會認可度，增強其在港澳地區履職的威信。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1-2月號

《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徐菁 | 思路研究會副研究員  香港以其多元的文化元素、購物和美食成為世界知名的旅遊勝地。然而近年來，受疫情及地緣政治等因素的影響，香港旅遊業面臨一系列挑戰。特區政府希望通過「搞活夜市」適應旅客消費模式轉變，優化旅遊業。作為香港經濟四大支柱產業之一，旅遊業的復蘇能夠帶動運輸、餐飲及零售等行業，刺激消費增長。長遠來看，香港旅遊業需要尋找新的發展方向，而打造節慶文化特色產業可能成為一個有力的轉型契機。利用節慶資源，舉辦節慶活動，打造節慶品牌，從而推動旅遊產業升級，拉動經濟增長。 節慶活動經濟效益高 搭建展示城市軟實力舞台 香港擁有豐富的節慶文化資源，包括春節、中秋節、聖誕節等多元的中華傳統和國際性節慶。這些節慶為香港提供了獨特的文化底蘊，同時也為旅遊業創造了豐富的商機。2023年中秋節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的「癸卯年中秋彩燈會」吸引約20萬人次參觀；復辦的「大坑舞火龍」節慶活動，吸引約4.8萬人次參與；國慶節在維多利亞港舉辦的國慶煙花匯演吸引約43萬人次欣賞。通過節慶能夠將大量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聚集起來，可以說，節慶產業是一項黏合性極強、吸引眼球的「超級產業」。節慶產業是民族文化、民俗文化、文化創意和商業文化活動的綜合體現。 台灣地區一項關於活動的經費投入與效益產出調查結果顯示，節慶文化活動的經濟效益比最高為19.77倍，會議展覽與運動競賽活動則分別為4.83倍、4.54倍，顯示節慶文化活動最具發展潛力。英國愛丁堡藝術節的影響評估報告亦指出，該盛會活動的經濟投資報酬率超過20倍。英國2005年發布「創意經濟計劃」，目標將英國打造成為「世界創意中心」，其中便提出節慶活動對實現該目標的重要意義。越來越多的城市把舉辦節慶活動作為營銷城市的重要手段，具有地方特色的大型節慶活動成為吸引國際觀光旅遊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城市影響力和文化軟實力的極佳展示舞台。 以產業導向為原則 同文創產業融合發展 日本、澳洲與英國等國家早早注意到大型節慶活動對經濟、社會、文化等產生的重要影響，將節慶活動的發展視為同文化與經濟政策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獨立策略，一早投入資源來培育本国節慶活動，扶持節慶產業發展。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涵蓋了不同的宗教，融合了東西方文化，擁有現代化的基礎設施，這使得香港具備足夠的優勢與潛力發展節慶產業，舉辦各式各樣的節慶活動不僅可以為本地居民提供豐富多彩的文化體驗，也可以為旅遊業帶來獨特的賣點和吸引力，從而吸引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助力旅遊業升級，同時也推動住宿餐飲、零售和娛樂產業的發展。 不僅旅遊業可以與節慶產業協同發展，實現互利共贏，文化創意產業亦可以與節慶產業融合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中的藝術設計、手工藝品、表演藝術等領域，可以為節慶活動提供豐富多樣的文化產品和表演節目，為節慶活動注入更多的創意和設計項目，提升其藝術性和觀賞性。同時，節慶活動是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載體和表現形式，節慶活動能夠為文化創意產業提供更廣闊的市場和平台，提升其市場影響力，從而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新和發展。 2023年施政報告提出，特區政府將「創意香港」改組成「文創產業發展處」，以產業導向為原則，積極推動文化藝術及創意業界產業化發展。鑒於節慶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之間有著密切關聯，「文創產業發展處」可以協助節慶產業與八大創意產業之間產生更多聯動及互動，推動節慶產業與文創產業融合發展，發揮出「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挖掘更多機遇，把香港打造成為「世界節日之都」IP。 以「國際級」為自我定位 雙向推動產業發展 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便是強調香港的國際性以及其融匯中西方文化的獨特優勢。因而香港在打造節慶文化特色產業的時候，需要以具備國際發展潛力為自我定位，構建一套完善的節慶文化產業體系以迎合本地及海外消費者對各類文化的需求。 為此，可以由政府主導，扶持已具國際知名度的大型節慶活動或創造新的國際型大型節慶活動。針對創造新的國際型大型節慶活動，可以仿照英國政府舉辦創意競賽，獎勵文創相關企業或機構以國際視野作為目標提案，並予以優勝者專利保護。活動的「節目內容」與「執行管理」對節慶活動的發展同等重要，可以以競標方式確定合格有能力的第三方機構協助政府舉辦活動。澳大利亞藝術議會所屬「主要節慶倡議」的具體執行事項，亦是交由以公司型態存在的澳大利亞國際藝術節慶聯盟負責。英國蘇格蘭則由非政府組織蘇格蘭國家活動中心進行活動發展具體策略之規劃與推動。 政府主導的「由上而下」的發展策略能夠最快速凝聚資源及力量以達成政策目標，同時還需推動「由下而上」策略扶持中小型節慶活動，可以通過資金補助等方式鼓勵社區、藝術團體、文化創意機構、社團協會組織等在地團體發展具特色之節慶活動，鼓勵民間在發揮創意積累經驗的同時，培養更多本地人才。同時，建議政府每兩至三年進行一次節慶產業及主要節慶活動審查，並發布綜合效益評估報告，從社會、藝術、創造力、文化、旅遊、經濟、環境等方面進行綜合評估，作為未來選定優秀提案以及核定資助對象提供參考基準。 創新傳播營銷手段 助推打造「節日之都」IP 推動香港節慶文化產業發展，將香港打造成為具有獨特魅力和影響力的IP，吸引更多人的關注與參與，運用創新的傳播營銷手段必不可少。元宇宙、大數據、雲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為營銷傳播帶來了更多可能性。不僅可以進行單向的優質內容傳播，通過拍攝節慶活動短片，挖掘節慶活動背後的製作故事，投放在多種媒介平台上進行宣傳，還可以充分運用各類社交媒體平台，實現用戶自願生產內容的多向互動，通過豐富的互動方式吸引更多人關注、參與以及主動傳播，例如可以舉辦節慶文化的知識競賽、活動周邊產品創意設計大賽以及攝影攝像比賽等，基於互動和情感的建立，加強大眾對香港是「節日之都」IP的認同。同時，利用好大數據分析工具，深入了解大眾的喜好和需求，深度分析用戶反饋數據，了解哪些節慶活動受歡迎以及更有效的傳播方式，從而做出更有針對性的決策和政策調整。 持續創新是未來的發展關鍵。透過「由上而下」以及「由下而上」雙向發展的策略推動節慶文化產業實現快速發展，以特區政府作為節慶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支撐，同時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作用，實現節慶文化產業與旅遊業、文創藝術及創新產業、零售業等產業的多元融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吸引全球目光，為香港旅遊業升級注入新的動力，將香港打造成一個充滿活力和創意的城市，推動香港綜合競爭力不斷躍升，為香港的發展帶來更多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1-2月號

《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彭翔 | 沈陽市委黨校（沈陽行政學院）市情研究所主任、副教授  隨著全球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和日益激烈的競爭，創新已成為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城市發展的重要驅動力。目前，香港正加緊建立國際創科中心。香港應著力打造以成果轉化為主導的新型研發機構，抓緊構建貫穿各環節的完備科技服務鏈，加快河套港深科技創新合作區和北部都會區建設，建設科產城一體融合的科技創新集聚區。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積極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進製造、電子信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培育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增強發展新動能」。可以說，新質生產力是中央立足於世界科技進步的前沿，著眼於加快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目標任務提出的新概念。實現這個偉大發展目標，必須把創新貫穿於現代化建設各方面全過程，加強以企業為主導的產學研創新體系建設，強化目標導向，推動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著力提升科技投入效能，切實提高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水平，不斷開闢發展新領域新賽道。提高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對於香港推動產業升級、加速形成創科新質生產力、鞏固和增強國際綜合競爭力、實現經濟高品質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提高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提高創新體系整體效能是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推進香港國際創科中心建設的重要保障。新質生產力是以科技創新為主要驅動力量，以培育和形成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為主要支撐，以推動經濟社會高效率、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生產力。通過推動科技創新和實體經濟以及商業模式創新的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和應用，從而確保新質生產力蓬勃發展。 香港具有深厚的科研根基、頂尖的科研人才和完善的創科基建，國際科研交流合作網絡發達，基礎研發成果豐碩。再加上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和大灣區中心城市的區位優勢，在發展創科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在當前中美戰略博弈加劇的複雜形勢下，香港的國際合作平台、人才和渠道優勢更加凸顯，連接世界的創科橋樑與窗口作用尤為重要。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2020年研究評審工作」顯示，香港八所資助大學超過70%的研究項目達到「國際卓越」或以上水平，1/4的項目躋身「世界領先」行列。但在實踐中，諸多科研成果大多僅停留在論文或專利階段，要麼走不出象牙塔，要麼轉化後運用範圍很有限，未能成為普惠性的技術，科研與產業並未實現真正對接。在高校「基礎研發」到產業「應用推廣」之間存在漫長的鏈條，亟需構建完善高效的創新體系，高效率實現從高校到社會的知識轉移及產業化應用，高質量推動傳統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方向發展，加速戰略性新興產業成長，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提升香港產業層級和綜合競爭力，有力推進國際創科中心建設。香港應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和北部都會區建設，提高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圖為2023年拍攝的落馬州河套區直升機高空照（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  著力打造新型研發機構  應著力打造以成果轉化為主導，兼具科技研發、創新創業、人才培養引進等多種功能的新型研發機構。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對於競爭的勝負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傳統的研發機構往往更注重科研成果的產出，而忽視了成果的轉化和應用。這導致大量優秀科研成果無法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浪費了寶貴的資源。香港打造新型研發機構，必須將成果轉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實踐證明，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或服務需要機構具備強大的技術實力和市場洞察力，以便將科研成果與市場需求緊密結合。這就要求新型研發機構：一要具備較強的科研實力，能夠開展前沿科學研究，進行新技術、新產品的研發，並為成果轉化提供持續的技術支持；二要鼓勵創新創業，為科研人員提供良好的創業環境和資源支持。為科研人員提供創業輔導、融資支持、市場開拓等方面的支持，鼓勵他們將優秀科研成果轉化為實際生產力；三要注重人才培養和引進，為機構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人才支持，通過內部培訓、學術交流、人才引進等方式，提高機構的整體素質和競爭力；四要通過採用項目管理的方式，對每個研發項目進行精細化管理，確保項目的質量和進度，提高成果轉化的成功率。注重加強與相關機構和個人的合作，實現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通過合作開展科研項目，提高機構的科研實力和成果轉化能力。   抓緊構建完備科技服務鏈   應抓緊構建貫穿科技轉移、成果轉化、知識產權、科技中介、工業設計、市場諮詢的完備科技服務鏈。搭建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平台，包括技術轉移機構、孵化器、加速器等，促進科研機構和產業界無縫對接。通過技術、人才、知識的轉移，將實驗室中的科研成果轉化為實際生產力，為產業界提供所需人力資源並實現知識的傳播。一是加強科技成果的熟化與商業化，扎實推進將實驗室中的科研成果中試放大，解決其在實際生產中可能遇到的技術問題，更加注重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或服務，實現其商業價值。二是加強知識產權的宣傳和教育，提高全社會的知識產權意識。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和管理，打擊侵權行為，加強知識產權的轉化和運用，促進知識產權充分服務社會。三是大力發展科技中介，為科研機構和企業搭建橋樑，促進技術的轉移和推廣，為產業界提供高素質的人才資源，促進人才的流動和共享，為知識產權的創造提供專業化的服務，促進其轉化面世。四是加強設計與科技的融合，推動設計與製造的協同發展。加強創新設計理念的推廣和應用，提高設計師的創新能力和綜合素質。加強設計與市場的對接，推動設計與市場的良性互動。五是建立完善的市場諮詢體系，加強與企業的溝通交流，深入了解企業的需求和問題，提高諮詢服務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加強諮詢服務的創新和升級，提高諮詢服務的專業化和精細化水平。  提升全產業鏈競爭優勢 應堅持以重點項目為支撐，協同創新強鏈、精準合作補鏈、企業帶動延鏈，提升全產業鏈競爭優勢。在現代經濟體系中，全產業鏈競爭優勢的提升已經成為企業持續發展的關鍵。通過重點項目的實施，可以將先進的生產技術、管理方法、商業模式引入到產業鏈中，提升其整體競爭力。同時，重點項目還能夠促進企業之間的合作與交流，加強產業鏈的緊密聯繫。因此，香港在選擇重點項目時，一是應注重與國家戰略和市場需求相結合，確保項目的可行性和收益性。扎實推進「政產學研金服用」合作，推動相關方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共同開展技術研究、產品開發、人才培養等工作。二是應注重技術研發和創新，積極引進和消化先進技術，提高產品質量和市場競爭力。支持上下遊企業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共同開展產品研發、生產、銷售等工作，提高整個產業鏈的協同效應。深入了解市場需求，分析自身在產業鏈中的位置和短板，尋找發展的關鍵點和突破口。選擇及優化合作方式，如聯合研發、生產合作、市場合作等，以實現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加強人才培養和引進，提高員工的素質和能力，為精準合作提供人才保障。鼓勵上下遊企業建立產業聯盟，共同推動產業鏈的發展和升級。三是應注重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和影響力，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譽度，為帶動整個產業鏈提供支持。要加強與內地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合作，積極開拓國際市場，特別是東盟、中東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動國際化發展，為延長產業鏈條提供更廣闊的空間。 建設科技創新集聚區 應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和北部都會區建設，依托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範區建立科技成果產業化基地，建設科產城一體融合的科技創新集聚區。根據《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抓緊制定和實施「行動計劃」、劃定「路線圖」、明確「施工圖」，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和北部都會區建設，著力解決創科發展空間嚴重不足問題。通過建立科技成果產業化基地，促進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的深度融合。通過科技創新和產業集聚，提升產業的競爭力和附加值，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產業轉型升級。通過科產城一體融合的科技創新集聚區建設，優化城市空間布局，提升香港城市新品質和新形象，持續增強香港城市的吸引力和競爭力。通過與高校、科研院所等機構的合作，培養和引進高素質人才，為香港創科中心建設、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保障。要制定科學合理規劃，明確科技成果產業化基地和科產城一體融合的科技創新集聚區的發展目標和實施路徑。制定包括財政、稅收、金融、人才等各個方面的系列政策措施，為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和產業發展提供支持和保障。要通過政策引導和市場機制，推動產業集聚和產業鏈完善，形成具有競爭力的產業集群。在科產城一體融合的科技創新集聚區建設過程中，不斷完善北部都會區城市功能，實現科技創新與城市發展的良性互動。要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高效率推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和產業升級。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1-2月號

《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葉文祺 |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 梁躍昊 | 團結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 香港土地及房屋狀況長期困於「住得細」「造得少」「估得低」三大困境之中。《行政長官2023年施政報告》中提出，「全力提量、提速、提效、提質，推高首五年供應量，縮短公屋輪候時間」。過去一年裡，特區政府就解決香港土地房屋問題拿出了堅實的決心和長足的規劃，將工作重點主要放在「量」的方面，並且已取得一定成果。不論是短中期的5年期供應，或是長遠的10年期供應，數字均有所增加。隨着特區政府有望超額完成《長遠房屋策略》中所預計的需求量，加上公屋輪候時間趨於回落，未來政府工作的重點可從「量」逐漸過渡至「質」，乘勝追擊。 回顧2023年，特區政府在土地房屋政策上著墨甚多，除了鞏固和拓展現有的施政基礎，也有部分應對社會變化的新策略。筆者樂見當中有不少政策回應了「團結香港基金」（以下簡稱「基金會」）一直以來的倡議，除了大力追趕多年造地步伐落後的問題，過往房屋供應落後的趨勢也開始逆轉。然而，面對近月樓市進入調整期，坊間難免出現各種聲音，考驗特區政府的政策定力。在新的一年裡，政府更應展示穩定供應的決心，繼續邁向建設「宜居香港」的目標。 提速提量展成果 造地建屋見曙光 土地房屋短缺是香港的「老大難」問題，其癥結在於造地需時甚久，導致供不應求。以往，大型發展項目如填海及新發展區的建設，由前期規劃到首批「熟地」供應，一般需時十數年，而這尚未計及樓宇建設的時間。因此，2023年通過的「精簡發展程序修例建議」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當中的各項措施對加快土地供應將起到關鍵作用，一般項目由「生地」變成可建屋「熟地」的時間，將由原來的至少6年減至4年，新發展區等大規模項目的土地供應時間則由之前的13年大幅減至7年。此舉正是走在解決土地房屋問題的正確軌道上，既回應了社會對加快土地供應工作的迫切希望，亦是基金會倡議工作的成果。 經過特區政府多年來的努力，香港即將踏入土地房屋的「收成期」。正如《行政長官2023年施政報告》中指出，特區政府已覓得足夠土地，用於在未來十年興建約41萬個公營房屋單位，超額約10萬個單位。隨著未來數年公營房屋供應數量的陸續增加，公屋輪候冊上積累的申請隊伍將會被有效消化，同時公屋輪候時間也已經成功「封頂」，由高峰期的大約6 年，回落至5.6 年，扭轉了多年上升走勢。以上成果均大大增加了社會對政府實現《長遠房屋策略》十年供應目標的信心，也重燃市民對土地房屋問題能夠得到解決的希望。 要面對按時落實如此大量房屋單位供應的壓力，特區政府2023年重新引入市場力量參與建設，提出名為「樂建居」的「私人興建資助出售房屋先導計劃」政策框架，與基金會所倡議的方向一致。「樂建居」的私人參與形式有兩種：第一種為「公開招標形式」，即由政府推出土地，由私人發展商投標興建資助出售房屋單位；第二種為「私人土地形式」，即由政府提供優惠地價安排，鼓勵私人發展商主動申請改劃其擁有的土地，以興建資助出售房屋。此舉將可在特區政府的土地儲備之外開拓更多額外的建設用地，其潛在單位供應可進一步改善未來房屋供應前景。 私樓地皮頻流標 「辣招」調整遇兩難 然而，香港土地拍賣市場在過去一年面對不少困難，更成為流標次數最多的一年。在推出招標的12幅土地當中，有6幅流標；除此之外，更有部分地皮錄得「零入標」。這一現狀源於特區政府和發展商估價時的不同考量。特區政府招標賣地是以當時市況訂定底價，但發展商投標的時候是看樓價的未來走勢，而不是看現時情況。由於面對利率高企及樓市下行等因素，發展商難免取態保守，以預留彈性應對未來樓盤推售時的各類潛在市況。故此，在大環境影響下，特區政府可採取的措施其實不多。筆者建議其中一個方向是從拆細地皮入手，在可行的情況下讓總投資額及風險降低，吸引更多發展商參與。 另外，面對各界呼聲，特區政府一如預期在2023年提出了「減辣」措施，包括縮短額外印花稅適用年期、降低買家印花稅和新住宅從價印花稅，以及對外來人才的置業印花稅實施「先免後徵」，積極回應了市場最新變化和預期。筆者對此表示歡迎，因為此舉除了可以增強樓市的承接力及流動性、緩解現時樓市「冰封」狀況及盤活「換樓鏈」外，也能夠便利市民因應需要，改善生活質素。同時，此舉也向外地人才發出鼓勵他們在香港落地生根的積極訊息，對本港「搶人才」有着正面的推動作用。 然而，正如特區政府表示，「減辣」是一個中間落墨、平衡各方利益的決定，其背後所反映出的是香港私樓市場的兩難矛盾局面。私樓既是一種投資工具，同時也可用於滿足業主的自住需求。投資者固然希望全面「撤辣」，從而降低投資收租的成本；惟用家則不希望「撤辣」，以保障他們的自住需要能夠被優先照顧。加上香港約有一半家庭是業主，另一半則是租戶，任何措施都難免「順得哥情失嫂意」。因此，筆者建議特區政府在現時的私樓市場之外，應該着力長遠部署，建立一個分割的「永久居民市場」。這個市場包括出售公屋、綠置居、居屋和「港人首置上車盤」，單位可在毋須補價下轉讓，惟只能賣給香港永久居民，從而照顧港人的自住需求；至於現時的私樓市場可維持不變，繼續向包括來港居民及投資者在內的所有人開放，其價格波幅將不影響民生。 外地經驗可借鏡 分割市場解困局 事實上，毗鄰香港的新加坡也有類似「永久居民市場」的政策。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期，新加坡便把自置居所列為國家目標，並自此致力於鼓勵市民自置居所。據新加坡政府所述，自置居所可令每一個市民充滿自豪感以及對國家產生歸屬感。基於這些理由，新加坡的公共房屋政策一直建基於透過鼓勵新加坡公民自置居所而不是租住房屋，促使他們在國家落地生根。因此，新加坡的公營房屋政策是以置業為主導，所組成的公營房屋市場和私人房屋市場完全分隔。絕大部分新加坡公民都能用可負擔的價錢購買由政府興建的「組屋」，日後亦可按照家庭需要在公營房屋市場自由轉讓及購買新單位。目前，新加坡大約有八成人口居住在政府提供的約110萬個「組屋」單位之內，當中約九成是業主，剩餘一成是租戶。整體而言，新加坡有超過九成人口擁有自置物業。 在以置業為主導的公營房屋政策下，新加坡人民可在各項財政資助計劃的幫助下購置房屋，而新加坡政府更會向低收入住戶發放特別政府津貼，協助該等住戶達致自置居所的目標。至於獲大量補貼的公屋單位，新加坡政府認為此類單位應該只作為收入極低人士的住屋選擇。新加坡政府已訂立嚴格的資格規定，保證僅會向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公屋單位，而單位的標準租用期一般為兩年。把租用期定為兩年而不是讓租戶擁有終身租住權的安排，令當局可定期檢視租戶是否滿足繼續在其租用單位居住的條件。一般來說，收入超過上限的家庭必須遷出，並要考慮其他住屋選擇。儘管如此，對於要求給予更多時間購置單位的相對較高收入家庭，當局會考慮把該等家庭的租約延長一個租用期，但有關家庭需要繳付與其收入掛鈎的相對較高租金。 因地制宜續優化 乘勝追擊再提質 參考新加坡的經驗及考慮到香港的實況，除了以上提及的放寬轉讓限制，香港的房屋政策仍有優化的空間。要在香港實行「永久居民市場」及讓其有足夠吸引力，市場中的單位必須可讓市民過着舒適及體面的生活，這亦意味着公營房屋在質素和面積方面均需要得到提升。目前，特區政府的重點主要放在「量」的方面，並且已取得一定成果。不論是短中期的5年期供應，或是長遠的10年期供應，數字均有所增加。隨着特區政府有望超額完成《長遠房屋策略》中所預計的需求量，加上公屋輪候時間趨於回落，則政府未來工作重點可從「量」逐漸過渡至「質」。 首先，公屋和資助出售房屋的比例可因應未來供需關係而發生變化，由現時的7:3逐步調整，以提供更多資助出售房屋，令公屋住戶能夠在房屋階梯上得到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這批住戶須同時交還其居住的公屋單位，加快流轉，讓其他公屋申請者如劏房住戶等群體的需求能夠在現有公屋存量中得到解決，充分善用公共資源。 其次是改善居住空間。據2021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本港家庭住戶的人均居所樓面面積中位數約為172平方呎。筆者建議特區政府可通過公營房屋起示範作用，從較後年期建成的單位開始提升單位面積，從而達至《香港2030＋》規劃策略最終報告中提到的人均居住面積215至237平方呎之目標。 筆者也留意到，市場上有聲音表示，「永久居民市場」的目標對象與私樓客源重疊，與私樓構成直接競爭。他們認為政策目標對象雖然在樓價高企時面臨置業困難，但隨著樓市下行，該群體已經有條件在私人市場置業，因此質疑「永久居民市場」的社會功能及其存在的必要性。客觀而論，雖然香港樓價有所回落，但仍然處於全球最難負擔水平。根據國際調查機構Demographia於2022年發表的報告，香港樓價中位數對家庭入息中位數比率高達18.8倍，相當於不吃不喝18.8年方能置業。據調查指出，如樓價對收入比率高於5.1倍，該地樓價標準已屬於嚴重負擔不起的水平。「永久居民市場」的用意，是要重建置業階梯，為不同收入的市民提供置業機會，重燃市民的置業希望。因此，即使近月樓價回軟導致私樓需求下降，樓價與市民負擔能力脫節的情況並未有根本性的改變，「永久居民市場」仍然有存在的必要。 結語 總括而言，特區政府在2023年打下了堅實基礎，並在化解「住房難」問題上取得了階段性成果。隨著解困曙光漸現，特區政府有「底氣」可採取更具前瞻性的策略，為未來及早策劃。筆者期望特區政府在2024年再接再厲，並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寄語，以普通市民的期盼作為施政的最大追求，讓「生活變得更好」「房子住得更寬敞一些」。雖然前路仍然漫長，但只要特區政府拿出更果敢的魄力、更有效的舉措，破難而進，只要社會各界定下明確目標、保持方向堅定，筆者相信香港定能一步一腳印，建立穩健基礎，成為一個更宜居的城市。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1-2月號

《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黃燕芬 | 中國人民大學傑出學者、公共管理學院二級教授 楊宜勇 | 國家發改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所長、二級研究員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從1978年中國開啟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以來，中國人民用自己的勤勞堅毅書寫了一部國家和民族奮發圖強的壯麗史詩。改革開放作為激發整個中華民族創造活力的偉大革命，為中國注入了創新和發展的強大動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發展的力量源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天道酬勤，春華秋實。中國人民堅持聚精會神搞建設、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持之以恒，鍥而不舍，推動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富起來的中國，沒有全面深化改革也不可能有強起來的中國。在鄧小平先生倡導下，從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征程，從農村到城市，從試點到推廣，從經濟體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至2023年改革開放整整四十五周年，中國人民用雙手書寫了國家和民族發展的壯麗史詩。    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與實踐正是遵循這個基本原則，不僅創立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且發展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果，不僅在經濟領域實現了快速增長，而且在政治、文化、科技、社會等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這一切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改革開放以來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高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正是改革開放催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毫無疑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將在持續改革開放中不斷發展和完善。 改革開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性開端 沒有改革開放同樣也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使中國富起來和強起來。憑藉改革開放，我們才從根本上擺脫了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影響。四十五年的歷史經驗反復證明，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賴以發展和革新的基本方法。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國各個方面體制機制由於充分吸收當今世界各種制度文明中的進步因素，由於充分反映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實踐要求，因而進一步彰顯了遵循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性、尊重廣大群眾意願的人民性、順應世界發展大勢的時代性、注重實際效果和作用的務實性等等。這就必然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體制機制越來越高水平，越來越有生機活力。特別是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中國共產黨致力於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推進民主法治建設，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通過加強法治建設、完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中國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取得了豐厚的成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一個體系，具體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行經濟建設改革開放偉大革命實踐開闢的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由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中國特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僅來自於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實踐，而且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保障，也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根本制度保障。四十五年歷史經驗證明，在制度方面，我們必須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以馬列主義為指導，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為目標，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總而言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歷史證明，四十五年的改革開放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端，而且為中國注入了創新和發展的強大動力。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順利召開正式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帷幕。從那以來，我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在經濟方面，改革開放使得中國成功地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這一變革極大地激發了我國的生產力，使國家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顯著提高。在政治方面，改革開放推動了我國政治體制的改革和完善。通過加強民主監督、改進選舉制度、完善法律體系等措施，我國的政治體制逐漸呈現出更加民主、法治、透明的特點。在文化方面，改革開放促進了文化的繁榮與多樣性。各種文化思潮在中國大地上交流碰撞，激發了文化創新，推動了我國文化的繁榮發展。總之，改革開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重要歷史事件，為中國的崛起和民族復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我們推進各方面制度建設、推動各項事業發展、加強和改進各方面工作，都必須堅持黨的領導，自覺貫徹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根本要求。我們堅持改革開放，必須全面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行動指南，必須長期堅持並不斷發展。 改革開放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成果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闢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這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兩個結合」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指出「『結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結合』的結果是互相成就」「『結合』築牢了道路根基」「『結合』打開了創新空間」「『結合』鞏固了文化主體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找對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自然就會結出豐碩的實踐成果。毫無疑問，中國在1978年開啟的改革開放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出的實踐碩果。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正是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依托改革開放的實踐，憑藉改革開放的舞台，中國共產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和發展了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正是在這個理論體系的正確引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始終能夠順利地向前發展，不斷地走向輝煌。特別是在社會文化方面，中國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同時，中國還加強教育、科技、衞生、體育等領域的改革發展，全面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不僅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而且在此基礎上通過理論武裝將其轉化為中國共產黨人為偉大事業不懈奮鬥的堅定信念，轉化為觀察和解決問題的科學方法，轉化為指導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行為準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順利地從文件中、會議上、書本裡走出來，成為人民群眾能掌握、會運用的思想武器，全面走進群眾火熱的生活、全面走向中國蓬勃的實踐、全面走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的繁榮。 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的社會理論，提供了一種分析社會現象和歷史發展的嶄新方法。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而經濟基礎則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總和。馬克思主義還強調了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認為只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在改革開放的宏偉實踐中，馬克思主義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提供了理論指導和思想支持。中國在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不斷探索和實踐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改革開放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工具，不僅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也促進了中國社會的全面進步。我們也正是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從而深刻地推動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改革開放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成果，不僅煥發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強大生命力，而且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決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吸收人類文明有益成果，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絕對不是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更不可能是改旗易幟的馬克思主義。這是改革開放四十五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結論，也是改革開放再出發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遵循。 中國改革開放的關鍵是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社會生產力又可以稱為物質生產力，它是人類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是生產方式的一個方面。正是改革開放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獲得賴以發展的物質基礎，不僅擺脫了貧困、超越了溫飽，而且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消滅絕對貧困的既定目標。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四十五年來讓生產力真正發展起來的一條寶貴歷史經驗，就是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開放。雖然社會主義的建立，使社會生產力得到空前解放，但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仍然存在著矛盾。想要不斷解決這個矛盾，讓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除了改革開放，我們沒有任何別的選擇。四十五年來的經濟發展成就便是最有力量的說明：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方面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注重更好地發揮政府的引導和調控作用。這一改革舉措極大地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不僅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而且也為全球經濟增長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全面深化改革一直在路上。2022年，新修改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表述調整為：必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基本經濟制度；將「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逐步消滅貧窮，達到共同富裕」，修改為「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將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修改為「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 實現高水平制度性開放也一直在路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寶。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五周年，要繼續做好自身改革這篇大文章，既擴大開放之門，又將改革之路走穩。要更加主動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加快打造對外開放新高地，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要積極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以推動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和《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為契機，進一步激發進口潛力、放寬市場准入、推動多邊和雙邊合作深入發展，增強對外資的吸引力。要加快建設貿易強國，升級貨物貿易，創新服務貿易，發展數字貿易，以數字化綠色化為方向，進一步提升國際分工地位，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邁進。同時，要注意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改革開放是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動力之源 改革開放作為激發整個中華民族創造活力的新的偉大革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發展的力量源泉。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無比艱巨的宏偉事業，必須靠全體人民的創造性勞動，靠舉國上下不斷增強的創新活力。改革開放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其功能就在於能夠最大限度地激發我們整個民族的創造活力，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無窮無盡的力量源泉。 深化改革是中國高質量發展的不竭動力。改革能夠推動社會進步，提高生產效率，促進經濟增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革能夠解決社會矛盾，調整社會關係，使社會更加和諧穩定；能夠推動科技創新，促進科技發展，提高國家科技水平。開放也是中國高質量發展的不竭動力。開放能夠打通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擴大生產可能性邊界，促進國民經濟增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能夠開拓全球視野、促進科技創新，提高國家科技水平；能夠促進國際和國內兩種資源利用，提高資源綜合利用效率。毫無疑問，改革和開放都是發展的動力，它們相互促進，相輔相成。改革能夠為開放提供制度保障，開放能夠為改革提供物質基礎。四十五年的中國發展歷史表明，正是在改革和開放的共同推動下，社會不斷進步，經濟不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改革開放四十五年來的歷史證明，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闢與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腳踏實地幹出來的。在此過程中，黨尊重人民所表達的意願、所創造的經驗、所擁有的權利、所發揮的作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使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呈現出鮮明的人民性品格。面向未來，我們依然要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在現代化進程中堅持人民至上，始終牢記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堅定不移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幸福生活是共同奮鬥出來的，堅持「人民至上」還需發揮好人民的主觀能動性，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矢志不渝的從政理念，必須從人民中汲取磅礴的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還要求：「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必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深入開展脫貧攻堅，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建設平安中國，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保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 綜上所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動力所依，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動力所歸。經過四十五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國家整體實力和國際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四十五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與實踐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要求，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基礎。改革開放永遠在路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在推進。面向未來，中國將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1-2月號

《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劉兆佳 | 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 對於香港的政治形態演變及其社會影響，作者認為香港經歷了自回歸後到2012年前的「非常態政治」轉向「常態政治」、2012年後「非常態政治」的急速抬頭與社會動蕩、2019年底以來在中央撥亂反正後逐漸向「常態政治」轉變的三個階段。如今香港正走向由治及興新階段，維護社會安定、促進民生發展等「常態政治」佔據主要地位，但外界不穩定與威脅因素依然存在。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方面仍需團結一致、暢通利益訴求表達渠道，在鞏固香港來之不易的穩定和諧局面的同時，保持警惕、防患於未然。 香港近年的非常態政治有所抬頭 2012年，我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的期刊《港澳研究》發表了一篇題為《從非常態政治到常態政治：香港主流民意在回歸後的嬗變及其對香港政治生態的重塑》的文章，其結論是香港的政治形態正在由非常態政治向常態政治過渡。我在文章中提出，作為政治學概念，常態政治通常指圍繞着物質或實際利益而爭奪的政治，主要涉及經濟、民生、權力、名位等方面的矛盾衝突。不同社會階層、利益團體、地域組織和民族與種族群體之間的政治爭奪，往往都與物質利益的分配有關。常態政治下的衝突通常可以通過協商、妥協或利益交換而紓緩或解決。典型的常態政治乃階級政治，而社會上的主要政治黨派可以按照其不同的階級取向而加以劃分。非常態政治則截然不同。產生非常態政治的因素，主要是價值觀的差異、意識形態的不同、信念或信仰的差別、語言的差異、種族或民族的衝突、宗教的紛爭、身份認同的分化和其他關乎精神層面的東西。以上種種矛盾分歧往往牽涉思想傾向，容易觸發強烈情緒反應，形成意氣用事傾向和非理性行為。各走極端和堅持對抗是非常態政治的普遍現象，暴力行為亦非罕見。…… 在非常態政治下，執政黨派和反對黨派在政治立場上存在鴻溝，反對黨派不僅質疑執政者的認受性，更否認政治體制的認受性。簡而言之，在非常態政治下，政治游戲是「零和博弈」。換句話說，非常態政治下的鬥爭是難以化解的「生死之鬥」或「贏者通吃」之爭。 在多數國家中，即便存在着種種矛盾和衝突，但它們都在一個大體上為各方面承認和接受的憲制架構內發生，而且依循既有的制度和規則進行。這一憲制架構在社會上享有相當的認受性，只有極少數人——通常是那些極端勢力——才否定或意圖推翻這一憲制架構。換句話說，常態政治在多數國家是主流的政治形態。 我在文章中認為，2012年前的三十多年，「香港整體經歷了從非常態政治到常態政治的嬗變，但常態政治的出現只不過是近年來的事。」非常態政治之所以延綿那麽久，是因為香港政治鬥爭的主軸是那些圍繞着香港回歸祖國應該建立何種憲制架構的激烈政治和思想鬥爭，英國人和其培植的反對勢力拒絕承認和接受中國政府對香港政治體制和發展的構想，並不斷阻撓和破壞其貫徹和實行。儘管我同時指出，「當然，這並不表示非常態政治從此壽終正寢，它還會不時出現並引發政治風波，因此轉變過程不時出現反復。」但現實情況是，當年我對香港的政治發展的確是抱有過度樂觀的判斷。 在2012年前短暫的一段時間裡，我確實看到一些反映常態政治走向「主流化」的政治現象。2003年，香港爆發了反對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的大規模游行示威。不過，2004年後，社會各界大部分時間都在集中討論經濟、社會、民生和生活水平等實務問題，香港的政治局面相對平靜。2004年到2012年，香港再沒有出現激烈鬥爭的事件。與此同時，反對派刻意製造尖銳政治爭端的政治能量呈現逐步下降的勢頭。事實上，反對派內部士氣不振、彷徨不安，而且不斷發生分化重組。更重要的是，反對派內部激進勢力冒起，使反對派進一步流失主流民意的認同。在那篇文章中，我認為導致常態政治抬頭的主要原因，是各項民意調查顯示的香港主流民意發生重要變化，這主要反映在香港人對中央、內地和國家的態度出現了巨大和可喜的轉變：越來越多香港人對國家的未來感到樂觀、對「一國兩制」有信心、對中央有信任、願意與中央構築合作互信關係、認同香港與內地逐漸形成了「經濟命運共同體」、意識到香港不少社會和民生問題的長遠解決也需要建基於香港與內地在各方面的合作、而對內地同胞的貶抑和排斥心態亦逐步收斂。此外，香港人的國家概念、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懷則日益顯著，對西方世界的真實認知和負面態度有所增加，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亦愈趨正面。另外，香港人認為香港最大的政治，是確保「一國兩制」順利落實，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建構良好的中央與特區關係，防止反共或挑釁中央的言行出現。他們又認為香港的民主發展不能抵觸「一國兩制」，並承認中央在香港政制發展上有憲制主動權和最終決定權，主張民主發展不能損害香港的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中央與特區關係和香港的營商環境。香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信任有所回升，而他們的民主訴求則明顯降溫。 可是，2012年後不久，事態發展卻是非常態政治不但沒有走向邊緣化，反而再次飆升為香港的「主流」政治形態，具體表現在2012年的「國教風波」、2014年的非法「佔中」、2016年的「旺角暴動」和2019-2020年的「修例風波」上。從2012年到2020年這段時間內，香港經歷了連綿不斷的政治鬥爭和暴力衝突，而2019至2020年暴亂的激烈程度和對香港各方面所造成損害的嚴重性則在香港歷史上可謂前所未有。暴力鬥爭不但在社會和街頭上演，更反映在立法會之內和立法會與特區政府之間，嚴重影響香港管治架構的運作和效率。在這動亂頻仍的八年多，不但政治分化對立尖銳，就連不同社會群體與家庭內部以及人與人之間也充斥着因為政見差異而發生的衝突。在這期間，由內外敵對勢力挑起、針對中央和內地的政治鬥爭亦此起彼落。可以說，非常態政治在香港已經發展到足以危害「一國兩制」有效實踐、國家安全和香港的繁榮穩定的地步。 香港向非常態政治突然轉變的深層次原因 香港之所以「突然」和「急速」從為時不久的、具有常態政治特徵的政治形態轉變為非常態政治主導的政治生態，確實令人納悶和費解。不過，經過事後分析，也並非無跡可尋。 首先，香港的反對勢力仍然力量龐大，短暫的偃旗息鼓只表示他們重新部署、伺機再起而已。重要的是，反對勢力在教育、文化、藝術、媒體和互聯網等涉及思想和意識形態等領域仍然居於主導地位，並在國民教育缺位的情況下不斷公開和隱蔽地散播反共反華、反政府、貶損「一國兩制」和扭曲基本法的論調。反對勢力在各級學校和年輕人群中的影響力尤其巨大，並特別着意培育和組織年輕人作為他們日後策動政治鬥爭的核心力量。反對勢力在立法會和區議會雖然只是少數派，但他們仍然可以利用議會的漏洞，運用甚至破壞其規章制度來阻撓議會的運作、阻礙政府的工作、左右媒體的報道和串聯社會上的反對派組織和支持者。 第二，自從美國在本世紀一零年代開始對中國的崛起感到如芒在背，並對中國的崛起進行遏制後，香港便開始不再被美國及其西方盟友認為有能力促進中國走「和平演變」道路，反而成為了中國崛起的助力。自此，香港「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與香港的繁榮穩定便不再符合美國的利益。不過，由於美國在香港擁有龐大貿易和金融利益，且香港作為美國對內地的情報、滲透和宣傳基地仍具一定價值，香港經濟崩塌或者迫使中央「接管」香港對美國和西方並不有利，所以美國的意圖是要讓香港的親西方勢力取得香港特區的政權，好讓香港能夠長期和更好地為美國的戰略利益服務。因此，美國或明或暗地插手香港事務，特別是在宣揚西方價值觀、貶損「一國兩制」、勾結香港的反對勢力和培植親美分子上。美西方尤其看重那些盲目崇拜西方、對香港的現狀不滿、思想比較單純、目中無人和行為偏激的年輕人，鼓勵他們組織和參與反共反華和反政府的「鬥爭」，從而成為受到西方吹捧的「民主英雄」和「人權鬥士」。事實上，在2014年的非法「佔中」和2019-2020年的「修例風波」這兩場帶有「顏色革命」色彩的大型動亂背後都有着美國、西方和台獨分子的支持。所以，外部勢力特別是美國的介入是非常態政治在香港遽然重新抬頭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香港與內地關係愈趨密切產生了敵對勢力可資利用的矛盾。自從2003年反對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的大規模遊行示威後，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進香港經濟發展、改善民生和推動政治穩定的政策和措施，這些政策和措施的核心是加強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和人員往來。然而，即便這些舉措對香港整體有利，並在初期得到不少香港人的好感，但激化了部分香港人對中央、內地企業和內地同胞的矛盾，並在香港和西方引發了一些香港走向「內地化」、香港失去高度自治，以及香港人利益、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受到侵蝕的批評和擔憂。內外敵對勢力則乘機危言聳聽、推波助瀾，在香港重新掀起部分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對「一國兩制」的質疑、對香港走向「沉淪」的炒作、對中央和內地的抵觸之情，並利用這些情緒來散播政治恐懼與製造逆反心態，從而為日後的更大規模和更激烈的政治動員和抗爭行動埋下隱患。 第四，極具「爆炸性」的政治議題重新抬頭，並迅速成為頭號公共議題。2012年，梁振英領導的新一屆特區政府甫一上任便提出要在學校推行國民教育。由於國民教育素來是香港的敏感政治事項，反對勢力遂乘機鼓動一些年輕學生和家長反對和抗爭，最終特區政府被迫無限期「擱置」國民教育。「國教風波」不但使國民教育從此成為「政治忌諱」，亦讓敵對勢力得以在香港繼續盤踞思想、媒體、教育等領域。此次「反國教」運動的「勝利」，大大提升了反對勢力和年輕激進分子的政治自信和鬥爭意識，為後來更嚴重的動亂埋下禍根。 全國人大常委會曾決定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辦法作出改革，讓香港在回歸後得以首次在民主進程上邁出重要一步。中央和不少香港人原本以為此次政治改革會在一段時間內把長期困擾香港的政改議題從公共議程抹去。可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07年的一個決定卻讓敵對勢力得以繼續把政改議題炒熱，而且是越炒越熱。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中規定「2012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的具體產生辦法和第五届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可以作出適當修改；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這裡要注意的是，香港在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而非「一定」實行行政長官普選。 一直以來，香港反對勢力的鬥爭重點是要求立法會議員全部由普選產生，但因為他們相信中央不會在事關重大的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上讓步，所以他們沒有在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上下工夫。可是，既然中央表示2017年香港「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他們便「不失時機」地在「國教風波」後馬上組織行動爭取行政長官的普選。反對勢力成功讓不少香港人相信中央已經承諾了2017年香港實行行政長官普選，否則便是中央違背對香港人的莊嚴承諾。為了回應香港人的民主訴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14年8月31日作出《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既要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也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必須堅持行政長官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的原則。這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基本要求，是行政長官的法律地位和重要職責所決定的，是保持香港長期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客觀需要。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為此提供相應的制度保障。」一如所料，對於那些剛從「國教風波」中嘗到「勝利果實」的敵對勢力而言，全國人大常委會規定的行政長官的普選辦法被視為過於「保守」，違背了中央對香港人的「承諾」，因此不能接受。為了迫使中央讓步，他們發動更激烈的政治鬥爭，而為時90天的非法「佔中」就是其中最大型的抗爭行動。雖然中央沒有因此而退讓，但中央提出的方案最後亦未能在香港的立法會通過，而圍繞着政改的政治鬥爭大大壯大了敵對勢力，提升了他們的政治能量和膨脹了他們的政治野心。 2019年初，香港特區政府引爆了一個更重磅的「政治炸彈」，即修訂《逃犯條例》，把香港的非常態政治推向極端。該項修訂的原意是要避免香港成為來自外地逃犯的避難所，卻被反對勢力宣傳扭曲為特區政府與中央「合謀」將那些不容於中央的香港人移交內地處理，並成功在香港引發普遍的政治恐懼和憤怒。即使特區政府在此事上不斷退讓，但「修例風波」仍然愈演愈烈，並最後演化為極其血腥的大型暴亂。在這場嚴重暴亂中，年輕人在內外敵對勢力的煽惑下成為了暴亂的主力。 可以說，國民教育、政改和逃犯條例修訂這三個重大政治議題在2012年後成為了主導香港政局的議題，並把其他非政治議題逼向邊緣化。非常態政治之所以在2012年後猛然抬頭，其實與這些「爆炸性」政治議題的出現有密切關係。 最後，年輕人成為一股冒起的重要政治力量並將香港的政治推向極端化和暴力化。回歸前後，在國民教育缺位和反對勢力在思想、教育和媒体領域長期盤踞的環境中，起碼兩三代的青少年在思想上飽受荼毒。不少年輕人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不足且偏頗，對國家民族缺乏認知和認同，對中央和內地懷有抵觸情緒，對西方價值觀盲目膜拜，對社會和個人狀況不滿，對民主發展有不切實際的憧憬和訴求。尤有甚者，回歸後反對勢力掀起的蔑視權威、崇尚鬥爭、不尊重他人、自以為是、罔顧事實以及鄙視法紀和道德規範的歪風，對年輕人的禍害既嚴重又深遠。回歸後，香港幾乎所有大大小小的「抗爭」行動都有年輕人的身影，而2012年的「國教風波」更讓年輕激進分子嘗到甜頭。自以為是和目空一切的年輕人組織和領袖紛紛冒起，而且受到不少媒體的「寵愛」和「青睞」。他們不但成為了內外敵對勢力積極爭取和抬捧的對象，也成為了日後更激烈和暴力抗爭的主要參與者。與此同時，年輕激進分子又反過來把反對勢力推向激進化。那些過去標榜「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反對勢力為了爭取年輕人的支持或者擔心流失支持者也自願或「無奈」地走上暴力抗爭之路。 不過，毋庸諱言，非常態政治之所以能夠取代短暫存在的常態政治而成為香港政治的主要形態其實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從根本上來看，曾經短暫出現的常態政治其實並沒有堅實和持久的制度、政策和思想上的保障，致使它缺乏堅強的生存和持續能力，很容易因為受到猛烈衝擊而崩塌。具體而言，常態政治之所以難以成為香港的主要政治形態，主要原因是內外反對勢力在香港的管治架構內和在社會上都擁有極大的政治能量。他們在思想、教育和媒體領域的政治優勢尤其明顯。通過阻止國民教育的推行和在社會各領域灌輸仇恨和恐懼，內外反對勢力遂得以成功利用那些極具分化性、對抗性和難以和解的政治議題來發動群眾和策動鬥爭，把香港推向政治動亂的深淵。這些基本情況如果沒有扭轉過來，要在香港恢復常態政治便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換句話說，想要香港重新從非常態政治主導轉變為常態政治主導的局面，香港的政治制度、法律體制、思想、教育和媒體等領域必須經歷「刮骨療毒」的改革。 中央正本清源採取對港新策略 「修例風波」後，中央痛定思痛，下定決心要在香港正本清源、撥亂反正，讓常態政治重拾主導地位，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防止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威脅。中央積極和主導地運用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來徹底匡正和重塑香港的政治和管治格局，對港新策略在2019年底中共十九届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有提綱挈領性的表述。簡單來說，中央的新對港方針直面形成非常態政治的根源，並在制度、政策和思想教育領域採取有力有效措施予以消除。 首先，針對內外敵對勢力在香港的「反中亂港」行徑，中央在2020年頒布實施的《香港國安法》中，對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四類罪行嚴厲打擊。《香港國安法》的出台，也激活了一些早在香港存在卻沒有被妥善運用的、對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安定有利的本地法律，比如《刑事罪行條例》和《公安條例》。這些法律手段的嚴厲運用迅速產生了立竿見影和雷霆萬鈞的效果，既馬上結束了香港持續了兩年的暴亂，大幅壓縮了內外敵對勢力在香港的政治活動空間，也為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奪取思想、教育和媒體領域的主導權和話語權掃除了障礙和打好了基礎。 第二，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通過法律手段把「反中亂港」分子和他們背後的外部勢力從香港的管治架構驅逐出去。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在2016年便對基本法第104條有關公職人員宣誓的要求作出解釋，為日後防止「反中亂港」分子進入立法會設置了必要的法律門檻。尤其關鍵的是2021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清晰確立了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和核心要素，並授權其常委會變更香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同時設立具有法定權力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確保所有候選人都是愛國者。2023年，香港特區政府又改革了區議會的職能和產生辦法，杜絕了「反中亂港」分子進入區議會的門路。這些重要改革的總體結果是讓香港的管治架構完全掌握在愛國者的手上，讓「愛國者治港」和「行政主導」原則得以全面體現。 第三，在新的法律和政治環境中，內外反對勢力再難在香港公然發動政治鬥爭，而其主要的頭目又被拘捕、起訴或鋃鐺入獄。他們在社會上和在思想、媒體和教育領域的影響力大幅下降。在這個反對勢力被排斥或被邊緣化的環境中，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得到了可在少受干擾的環境下推行國民教育的難得機會，特別是愛國主義教育、國家安全教育和基本法教育，讓年輕人對國家、民族、中央、特區政府和「一國兩制」的錯誤認知和抵觸心態得以在日後逐步被糾正過來，從而為常態政治的長期運行奠定堅實基礎。那些過去因為年紀太小而未曾在思想上受到荼毒的新一代年輕人，更有望在正確的政治與道德價值觀的熏陶下成為日後愛國陣營的可靠的接班人，讓「愛國者治港」格局夯得更實。 第四，自上世紀80年代初，歷時四十多年的動蕩不安，特別是2019-2020年的慘痛經歷，使大部分香港人人心思治，對內外反對勢力越來越厭惡和痛恨。反對勢力的群眾基礎因為其過激行為和不合時宜的政治主張，在香港已經削弱了不少，香港人對於那些被摒除在管治架構之外的反對勢力不再重視和依靠。在缺乏物質資源、話語權和影響力的背景下，大部分的反對派組織已經解散或偃旗息鼓。 第五，纏繞香港幾十年、長期是反對勢力的政治資本的政改問題，在可見的將來都不會在香港的公共議程上排在前列位置。中央對香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辦法動了「大手術」後，新的選舉辦法將會實行頗長一段時間，頂多會因應實踐經驗而作出微調。大多數人不會相信香港的政治體制在短時間內會有重大改動，也不把政改問題視作香港迫切需要處理的問題。大多數香港人關心的是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和提高政府管治效能等問題。 第六，香港人對國家、中央、特區政府的支持度都呈現穩步上升的趨勢，對特區政府的工作表現有較好的評價。香港當前雖然面對不少經濟和民生困難，但各方面都傾向於用積極和務實的心態應對。 最後，中央已經明確表明並下定決心要行使全面管治權來確保「一國兩制」的全面準確實施，為香港構建長治久安的基礎，讓特區政府在這個基礎上得以堅強和有效管治香港，並強化香港特區應對外部敵對勢力和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同時，中央亦明確要求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團結一致，推動香港走向由治及興之路。2023年12月22日，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全國港澳研究會成立十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講話，要求把愛國愛港的滿腔熱情轉化為實際行動、把「愛國者治港」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尤其要戮力同心破解發展難題，為香港的繁榮發展開拓新空間、增添新動能。 香港進入常態政治仍需居安思危 今天，非常態政治在香港基本上已經絕跡，而常態政治正逐步成為香港的主要政治形態。即便部分「反中亂港」分子仍然心有不甘和密謀再起，並不斷利用機會通過各式軟對抗來負隅頑抗，但反對勢力尤其是「反中亂港」分子已經潰不成軍，勢單力弱，無法左右香港的政治大局。在香港新的政治格局和秩序中，由於得到制度和思想上的保障，常態政治不會像2010年代初那樣只是曇花一現，而應該是香港長期性的政治形態。 今天，香港的政治局勢穩定、治安良好。政府施政暢順，在經濟、民生和發展事務上積極進取，行政立法關係實現良性互動，愛國陣營不斷壯大，市民對政府工作表現和政治狀況評價比較正面，香港人對國家和中央的態度明顯好轉，公開的抗議活動減少，各方面把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民生改善視作首要的施政任務和政治課題，而非政治問題被別有用心的勢力轉化為政治問題的機會則比較小，香港人趨向理性務實，媒體不再是鼓動政治鬥爭和社會分化的力量，國民教育、憲法與基本法教育、國家安全教育穩步推進，香港正在有序和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然而，即便在常態政治主導下，我們也不可以簡單認為香港政治生態已經萬事大吉而放鬆警惕。事實上，一些因素依然會對香港的政治問題構成威脅。儘管我們預期非常態政治不會捲土重來，但各方面仍要居安思危、防患於未然。 首先，以美國為首的外部勢力對香港仍然虎視眈眈，而且不斷對香港進行打擊和破壞。西方媒體、組織和政客仍不斷抹黑香港，唱衰香港的投資環境和發展前景，鼓動西方資金和人才從香港撤走，阻止外資來港，不斷詆毀香港的高度自治、人權、自由和法治狀況。美國對香港的公職人員施加制裁或威脅施加制裁，美國對香港實施科技出口限制，美西方包庇逃逸在外的「反中亂港」分子並利用他們詆毀香港，不時宣揚香港「一國兩制」已經「死亡」、香港人權自由法治隳廢、香港已經「淪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等不實言論。美西方的種種打擊和破壞，目的不外乎是企圖通過「從外到內」的行動在香港製造困難、不穩定和分化，更希望藉此來鼓舞或保護香港的「反中亂港」勢力。所以，與外部勢力的鬥爭仍然是中央和香港各界的長期政治議題。這個議題在香港會帶來一定政治矛盾和分化，尤其考慮到香港仍有不少人仰慕西方。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陣營卻可以藉助發動群眾與外部勢力的鬥爭來推進國民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破除部分香港人對美西方的幻想和憧憬，擴大愛國陣營、提高愛國力量的團結性以及鞏固和開拓「愛國者治港」格局。 第二，國際形勢複雜嚴峻，國家安全持續受到威脅，香港難以置身事外。在美西方執意把中國作為戰略對手和「系統性」戰略威脅的大環境下，各種針對遏制、打擊、孤立、分化和削弱中國的政策和措施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必然會接踵而來。為了阻遏中國的崛起和維護自身霸權地位，美國也必然會繼續利用香港作為對付中國的棋子，讓香港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和給中央製造麻煩的來源。因此，香港必須要採取各種法律、行政、執法和司法手段確保國家安全得到切實維護。為此，基本法第23條的本地立法、制定其他必須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法規、嚴厲防範和懲治「反中亂港」分子和認真監視、規管在香港的外部勢力等工作便必不可少。這些都是帶有政治議題性質的事務，難免會在香港製造一定程度的「緊張」氣氛和政治矛盾。既然在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大環境下政治議題無法完全回避，那麼中央和特區政府便需要運用政治智慧和能力在最大可能內減少它們對常態政治發展的干擾。 第三，反對勢力在香港仍然擁有相當的民意基礎。儘管「反中亂港」分子在香港已經受到有效遏制，但廣義的反對勢力在香港仍然擁有相當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反對勢力對於無法藉助政治鬥爭來取得特區政權肯定不會輕易善罷甘休，不會願意接受在中央撥亂反正後確立的新政治秩序和管治架構。在「愛國者治港」的格局下，反對勢力在管治架構內即便難以立足，但他們依然存在於社會特別是教育和文化領域，其影響力不能小覷，他們仍然可以利用各式軟對抗手段阻撓政府施政和製造社會分化。在約一半左右的香港人仍然支持和同情反對勢力的情況下，常態政治的牢固性不可以被過分高估。 第四，在經濟低迷和民生問題突出的情況下，利益矛盾可能會走向惡化甚至引發衝突。當前和未來一段日子裡，全球經濟、內地經濟和香港經濟形勢都不容樂觀。香港人也要面對經濟低迷、生活成本上升和資產價值縮水的問題。在經濟欠佳的情況下，不同社會階層和界別之間的利益矛盾會愈趨突出，這對貧富差距已經巨大和階級利益固化程度比較高的香港會產生很大影響。越來越尖銳的社會矛盾有機會演化為被敵對勢力利用的政治衝突。因此，除了大力推動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把經濟蛋糕做大外，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需要共同做好照顧和協調各方面利益的工作，而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更要擔當好代表、反映、整合和協調各方面利益的職能。由於在經濟困難時期特區政府的財政狀況會承受巨大壓力，特區政府需要更加努力動員社會資源來彌補公共資源之不足，尤其是調動財力比較充裕的工商界資源來助力各種公益和慈善工作。所有努力的主要目的是紓解社會矛盾，避免矛盾激化而造成社會不安，更不要讓敵對勢力乘機興風作浪。  總而言之，在中央撥亂反正後，常態政治在獲得制度和思想的保證下可望長期延續，但仍然需要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對香港內外形勢的變化經常保持警惕和不斷採取及時、有效政策與措施加以維護，同時爭取大多數香港人的理解和支持，從而防止非常態政治死灰復燃。由於香港進入常態政治為時尚短，少數人難免仍然會從政治陰謀論角度看問題，這對正常的利益和訴求表達不利，對穩定大局也不利。中央、特區政府和社會各方面仍然需要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大前提下，營造一個讓大部分人可以愉悅暢通表達其利益和訴求的氛圍，讓各種社會矛盾得以及時察覺和化解，讓部分原來支持反對勢力的人改變政治態度，從而鞏固香港來之不易的穩定和諧局面，並促使越來越多香港人支持「愛國者治港」的新政治秩序。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1-2月號

《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潘毅 |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與發展中心教授 香港的青年發展問題近年備受關注，置業難、就業難、失業問題，乃至「躺平」等問題經常被綑綁討論。然而，過於籠統的批評無助我們理解問題，我們需要分析社會文化背後的結構性成因，才可以提出適切的政策建議，增加青年的「獲得感」，響應國家主席習近平「青年興，則香港興；青年發展，則香港發展；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的號召。因此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及發展中心之前就青年的貧窮和收入問題、工作狀況等進行了一系列研究，並就相關政策提出倡議，本文將會分享當中一些重點。 被忽略的青年勞工身份 所謂青年，其背後綜合了很多社會身份，包括學生、勞工、創業人士等。我們認為社會在討論青年問題時，往往忽略青年作為勞工的身份。我們的研究所接觸的年輕人，大多反映工時長以致過勞、工資低或追不上生活成本，加上他們大部分不在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內，也感受不到政府推出的青年政策對他們有什麼幫助。 進一步說，我們在2023年下半年所接觸的青年中，有大約四成的受訪者自認貧窮。他們對於貧窮有多元化的理解：有青年認為三餐不繼才算得上是貧窮，有些人覺得人工未達到港人月入中位數就算是貧窮，亦有人認為很多目標未能達成，導致「精神貧窮」。其餘自覺不貧窮的青年部分歸因於家庭支援，可以滿足基本需求以外的消費，例如購物和旅遊。 另外，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推算，受訪青年要滿足現時的生活開支水平，時薪應該要達到71.6港元。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青年的個人月均生活開支，在扣除教育開支後，約為14,894港元，按一個月工作26日，每日8小時計算出時薪水平為71.6港元，與目前最低工資水平相距很遠。 工時方面，青年的不固定和長時間工作情況普遍。就問卷所得，受訪青年的平均每周工時為43.11小時。近6成受訪青年指僱主沒有提供任何超時工作補貼，約3成指僱主會提供津貼或補假。而在36個深入訪問中得知，受訪青年平均每周工時為46.67小時。 從上述發現可見，青年的貧窮、低工資、長工時的問題並非空穴來風：他們的困境既是整體貧窮和勞工保障不足問題的一部分，亦有其特點。更宏觀來說，據扶貧委員會最新的《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貧窮青年人口連升5年，三成介乎25-29歲的青年屬在職貧窮，當中逾半擁專上學歷。即使自新冠疫情退去，15-19歲及20-29歲的青年失業率逐步回落，然而與疫情前的水平尚有差距。換句話說，即使疫情過去，社會恢復平靜，置業難、失業等問題依然存在。 總體而言，工資、工時政策的保障不足，與青年的疲勞和失望的狀態有明顯關係，然而政府和各方倡議的青年政策大多圍繞教育、創業、置業等方向，忽略了青年作為勞工所需的保障和期望。 教育和就業問題需要一同審視 ——以影視業為例 特區政府已經意識到青年問題的重要性及複雜性，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所提出的青年發展藍圖便是以跨政策局的思維，試圖在學業、就業、創業及置業這「四業」上為年輕人開拓出路。這四個範疇不是割裂的問題，而是緊密相連的，例如以我們研究的創意產業內的影視業為例，當中的高度零散化的工作模式，以及職業安全隱患，自然會影響青年在這個行業的發展，也會對有興趣投身於此的大專和大學畢業生造成不良觀感，留不住好的人才，會窒礙新產業的發展，加劇產業單一化的問題。 更深入一點說，以我們研究的影視業為例，文化及創意產業是近年香港政府重點發展的產業，銳意將香港打造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而根據「創意香港」辦公室的數據，自2013/14學年至2019/20學年的七個學年期間，修讀「廣告」「電影及電視」課程的畢業生均超過2,000人，在整體創意產業課程範疇畢業生中穩佔超過 30%，佔全港總畢業生人數約4%。足見有穩定數量的年輕人有意投身影視創作，亦是創意產業未來的中堅力量。 然而影視業普遍的外判制度導致工作零散，容易延遲支付酬勞（即「拖糧」）。我們收集的問卷顯示，有42.3%回覆問卷的從業員表示在現時或上一份工作，開工前僅有口頭或訊息協議，14.6%回覆者則在開工前沒有任何形式的協議。 同時，影視業從業員的勞動強度普遍較高，過勞和工傷均普遍，但甚少有適當處理。超過六成回覆者表示「頗多」或「經常」連續兩天工作12小時以上；76.4%回覆者表示試過或目睹工傷，不過，只有11.7%的回覆者表示有向勞工處呈報工傷。 每個行業的用工模式都有其獨特的歷史發展脈絡，就影視業來說，經歷上世紀九十年代港產製作大幅萎縮的情況，投資商須緊縮製作成本預算，改以承包或自由工作方式聘用勞工，導致從業員缺乏正式僱傭關係和相關勞工保障。零散化的勞動模式亦造成普遍的不合理待遇，包括「拖糧」、欠缺清晰的工作協議內容和工時安排等。 不過有獨特的勞動模式不等於可以忽略從業員的待遇和安全問題。從業員的公平待遇和獲得感正是行業發展的重要基礎，因此，如何在行業需要和從業員保障間取得平衡，十分考驗政府和行業領袖的魄力。就目前來看，政府透過半官方機構，例如電影發展局，專門管理行業的政策、發展策略、資助及人才培訓等事宜，雖然對於香港本地電影發展有很大幫助，不同的資助計劃近年更發掘了不少得獎人才和作品，不過對於行內，尤其是前線從業員、新畢業新人等的關注卻並未足夠。舉例而言，我們透過對從業員的訪談發現，他們面對上述安全、「拖糧」或其他不合理待遇時，大多數情況只能不了了之，並對於缺乏一個可信賴的投訴或舉報渠道的現狀表示無奈。 另一方面，影視業的獨特狀況，例如非恆常的工作地點、高度細緻和專業的分工模式，都使以往的監管方式難以「照板煮碗」，比如說主要創作崗位，即導演、編劇，與前線的機械操作人員、道具、化妝等專業人士，兩者面對的問題和需要的保障都不同。加上普遍的外判制導致大量的小型獨立製作公司出現，以少至數人的小團隊方式承包了市場上大部分的短片、宣傳片、廣告的製作需求，層層的外判導致他們更難追討待遇問題。以上種種具體狀況都衝擊著現時勞工法例對僱員、自僱人士的定義。 因此，除了訪問從業員，我們也同一些行業領袖交流，提出「訂立從業員基本待遇守則」「訂立工業安全指引」等倡議，並持續完善這些構想。我們認為，在政策層面上，政府和行業領袖合力，訂立合理的待遇和安全標準，並由政府帶頭規定受資助團體或個人以不亞於行業標準合約的待遇聘請製作人員，可以逐步影響至整個行業，實際解決問題。這個做法對於其他創意產業或牽涉大量自由工作者的行業，或許亦有一定參考意義。 結語 目前為止，我們的研究只能反映青年的一部分面貌，所以仍然需要深入研究不同行業，尤其是新興產業的工作狀況，和從業者不同的在職貧窮成因乃至他們的消費、文化等方面。可以說，社會目前所講的「青年發展問題」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問題，一方面，舊的問題例如勞工保障不足，在新一代眼中依然存在，並以新的方式在新興產業中重現；另一方面，青年對於非傳統就業的嚮往、不斷變化的勞動模式，亦產生新的問題。 要營造一個讓青年可以自由發揮潛能的社會，我們始終要聆聽青年的聲音，提供更多機會予青年一代去發言及直接參與政策決策。政府、僱主、工會等各組織需要建立合適渠道，讓青年勞工得以有意義地參與政策、職場和行業協定的商討和決策過程。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1-2月號

《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劉瀾昌 | 紫荊研究院研究員、鳳凰衛視高級政治顧問 香港長期陷於土地嚴重不足、樓價飛漲至全球之首的困局之中。工薪階層「望房興歎」、「劏房」問題難以根除。「高地價、高樓價、高租金」一直嚴重窒礙香港經濟的發展，更遑論發展新產業。然而，香港土地房屋問題涉及社會各方各面，利益固化嚴重，想要得到良好解決，便不能僅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宏觀決策」和「頂層設計」才是真正出路。拋棄港英時期舊思維，借鑒內地做法和經驗，建立港式「發改委」，或許是實現新發展的一條新路。 香港須加強「宏觀決策」和「頂層設計」 香港現今正處於一個發展的重要時刻，土地以及房屋問題是癥結所在，制約了其他所有領域的發展。這本已是共識，也是回歸26年來得出的經驗教訓。當下，發展創科產業、實現再工業化、建設國際教育中心，都被土地房屋問題所制約。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想要廣招留學生，但是沒有土地建宿舍，這也就是一句空話。然而，每到改革的節骨眼，反對的聲音就出現。 此前，香港某財經報紙連續發布兩篇社論，敦促當局終止「明日大嶼」計劃。寫了第一篇之後，嫌政府「不為所動」，又來第二篇，聲稱「繼續斥巨資投入明日大嶼填海建人工島，所產生的難題勢必愈來愈嚴峻」，更誇張指「財赤噩夢恐怕往後數年也縈迴不去，要是墨守成規不謀應變，待至病入膏肓，隨時返魂乏術，儼然墮進無法自拔的萬丈深淵。事實上，「財赤」不過是藉口，實質上還是要造成土地房屋供不應求長期存在的態勢，保護既得利益。 筆者不禁記起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曾強調，「中央全力支持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問題是，每每到了香港發展的關鍵時刻，香港的既得利益階層就非常頑固地冒頭，極力維護既有利益而罔顧香港的整體利益。一些似是而非的混亂思想也紛紛出籠，嚴峻地考驗特區政府的遠見和定力。 現時，發展局局長甯漢豪給出了正面回應。她表示，北部都會區和交椅洲人工島兩個項目，政府都有決心推進。交椅洲人工島專案目前處於工程設計階段，預計明年年底開始填海。甯漢豪還說到：不想「地到用時方恨少」。事實上，政府在北部已收回約109公頃土地，即涉及約1,173萬平方呎、1,690幅私人土地，預計收地金額涉資約149億港元。筆者認為，交椅洲填海是土地增量，是財富的增加，新界北部土地作為土地存量的用途改變而沒有增加。如果只是圍繞土地存量進行規劃，那麼佔香港土地總儲備量百分之四十的郊野公園的邊陲地帶，是否可以考慮？ 客觀而言，目前政府在與「利益固化」問題的博弈中，往往處於弱勢地位，這固然受到內外經濟環境的左右，同時也與香港從前受港英政府影響，延續了舊體制和施政理念的弱點與短板有關。「小政府大市場」「積極不干預」等理念，還在左右現時政府的決策。故此，政府在宏觀決策和頂層設計方面，明顯存在缺陷。然而目前的問題是，全球經濟和國家發展已到了一個全新的時代，「自動波的發展」必然只是隨波逐流，落後於形勢。香港需要變革，必然要加強宏觀決策和頂層設計。那麼，體制上如何配合？在此背景下，「港式發改委」的建立便呼之欲出。這也是有助於政府決策有力，化解利益固化藩籬的一個途徑。 填海造地計劃背後的香港土地利益博弈 當下，香港經濟處於一個低潮期，問題是接下來應如何應對。因為樓市不好，政府已經大幅減少賣地，於是有聲音要求「擱置『明日大嶼』計劃」。「擱置」背後的原因與以往別無二致，還是香港地產商極力試圖維護香港土地和房屋「長期短缺，供不應求」的態勢，挺住略有下滑的樓價，還要力求形成新一波樓價大躍升的高潮。特區政府已經批准了六萬宗人才計劃申請個案，連同新引進人才的家屬，新的住房「剛需」已經到來。於是，大的地產集團不需要新的投資，僅憑原來擁有的房屋和既有的土地儲備，就可以使財富迎來又一波膨脹。可是，樓價全球最高的代價，則要由香港社會和市民大眾承受。 有聲音也說，現時政府宣告停止賣地，令人聯想起2002年為樓市止瀉的「孫九招」，當時樓價急挫五成以上，負資產及破產人數大增，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的孫明揚取消土地拍賣，並且結束居屋計劃等。「孫九招」有沒有矯枉過正，迄今仍莫衷一是。除此之外，「八萬五建屋計劃」至今也大有討論的空間。只是非常殘酷的現實是，由於營造生地不力，香港至今一直陷於土地嚴重不足、樓價飛漲至全球之首的困局之中。不但一般工薪階層「望房興歎」，中央也發聲要求解決「劏房」困局。實際上，「高地價、高樓價、高租金」一直嚴重窒礙香港經濟的發展，更遑論發展創新科技產業。 故筆者認為，已經成為交椅洲項目一部分的「明日大嶼」，不但不應被「擱置」，反而應該加速進行。道理很簡單，試問香港缺地嗎？香港是因為有充足的發展土地而使地產商不去投地了嗎？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那麼，時至今日又怎能重蹈20年前的覆轍，又要再一次擱置營造生地？ 要求擱置「明日大嶼」的論者指出，該計劃由前特首林鄭月娥提出，現屆特首李家超可根據現時情況果敢宣布擱置，一來避免乾巴巴的庫房失血過多，二來向市場釋放樓市供求不會失衡的訊號。另外，現時十五隻地產股目標價被平均大幅下調百分之二十一，其中新世界、九倉及港鐵評級被降至「沽售」。香港繼續湧現大批出血割價股盤，不少業主「蝕入肉」，商業樓宇空置率持續高企，甲級寫字樓空置率高達百分之十三等等。 毋容置疑，當前的市場的確低迷，亟需正視現狀，認真分析背後的各種因素；同時，對未來有利和不利的因素也要進行深入、細致、客觀的分析，從而避免廣大從業者「驚惶失措」。筆者認為，未來形勢向好，正面大於負面，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美國進入降息周期；二是前文已經提到，香港內部房屋需求量還是遠大於供應量，不但因為引進人才所帶來新的「剛需」，而且香港居住面積狹窄的問題還遠遠未能得到妥善解決——多少家庭要「換大屋」而不果？更為重要的是，「明日大嶼」計劃動工根本不會對當下的市場產生衝擊。按照政府目前的規劃，交椅洲項目首批建成住宅預期入夥及供應至少要到2033年，即大約十年之後，怎麼會影響到當下的供求呢？也許幾年後，香港樓價又漲到民眾紛紛叫苦連天。此番「擱置」的炒作，還是那些一心要製造「供不應求」態勢的勢力所為。另一方面，香港如果沒有土地，地產商又拿什麼去經營呢？反而目前市場低迷，填海等各項工程費用有所下降，倒是應降低造地成本。所以不但不應該「擱置」計劃，反而更應該加速上馬。 此外，反對「明日大嶼」計劃的另一個主要理由是其造價不菲——最少需要投入5,800億港元、甚至可能達萬億港元。然而目前政府的財政儲備也因三年防疫開支大於收入而減少，特首李家超也需要設立機構思考融資問題。目前，項目的推進按部就班。筆者認為，政府宜加大項目的開發力度和速度，並將此作為「經濟逆周期」下刺激市場復蘇的強力措施。顯而易見，投資龐大的填海計劃一旦正式提上日程，將立刻帶動一系列相關行業的發展。大投入就是大刺激，比起「夜繽紛」對市場的刺激作用，完全是另一個量級了。 筆者之所以非常支持「明日大嶼」填海計劃，還在於其不但可以使香港嚴重缺地的困局得以緩解，同時可以使大嶼山與香港島通過海底隧道相連接，形成香港島—九龍—大嶼山互聯暢通的大環形結構，「大香港」的城市規劃格局便呼之欲出，為香港描繪更加令人憧憬的發展藍圖。 至於融資方案，民間早就提出很多高見，譬如香港我哋家有限公司主席王兟認為，可以建立一間「全體香港人合資有限公司」作為其中一個集資途徑。他設想該公司股本為1,000億港元，其中75% 的股權由約750萬香港永久居民以「每人一股」的方式持有，餘下25% 的股權則向全球募集，並向全港及全球投資者發債，融資1.1萬億港元。另外，團結香港基金也曾提出6項融資方案，包括「出售用地發展權」「先賣地後交付」「成立專門機構」「BOT模式」「發債融資」及「鐵路加物業」模式。不論用何種模式，第一不愁融不到資，第二回報一定豐厚，眼下需要的就是政府的明確政策。 最後，填海的工程進度也必須快，首批房屋於十年後入住是不理想的。國家在南沙海域吹填擴建的島礁有華陽礁、美濟礁、赤瓜礁、東門礁、南薰礁、渚碧礁、永暑礁等七個島礁，西方媒體以「驚人的造島速度」來形容。美國國防部的報告稱，中國在一年內就填海約八平方公里。我國大型自航絞吸船「天鯤號」每小時可吹填陸地面積6,000立方米。香港固然不想肥水不流外人田，但是香港的既得利益藩籬如此頑固，不搞搞「鯰魚效應」，恐怕各方繼續蹉跎歲月。 事實上，不少專家質疑交椅洲填海費用。南海南沙群島等七個島嶼的填海造陸孤懸海外，其填海條件與交椅洲相比差天共地，據悉吹填十平方公里陸地耗資為600億人民幣；內地溫州市沿岸的填海項目，三期計劃造地共320平方公里，造價僅為600億人民幣；香港交椅洲項目目前計劃造地1,000公頃即10平方公里，預計造價至少5,800億港元、甚至可能達萬億元，其中緣由何在？ 「港式發改委」可在破除香港利益固化藩籬中發揮作用 綜上所述，香港有必要設置「港式發改委」，由這樣一個宏觀決策機構牽頭，研究香港發展的「頂層設計」方案，將土地政策、人口政策、產業政策和重大基建工程均納入其中。 國家從中央至地方省、市、縣，都設有「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香港目前的發展局因其權力和功能都不足，實際上不能完全勝任「發改委」的功能。香港的「發改委」應該是一個由特首掛帥，整合包括財政司及相關具有法律效力政策局的機構，而不僅是一個諮詢架構。同時，可以將目前的發展局和特首政策組整合在內，發展局應該是香港「發改委」這一宏觀決策機構的執行機構。 筆者認為，「港式發改委」與國家、廣東省、深圳市的發改委要理順關係。香港與中央可有垂直關係，但是基於香港特區的體制機制，兩個「發改委」不一定是上下級關係，但必然是緊密聯繫的關係。香港服從中央大局，更要借鑒和藉助中央的宏觀決策能力，同時與內地周邊地區協同發展。 儘管香港特區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主導的「小政府大市場」體制，但回歸以來的實踐經驗及教訓說明，香港不但沒有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且原有的優勢也在削弱。這當中一個根本的原因，便是香港缺乏科學有效且具有法律效力的「頂層設計」方案。 世界經濟發展到今天，任何形式的經濟體都要有「頂層設計」。例如G7（七大工業國組織）去年在印度新德里G20峰會上設計了IMEC（India-Middle East-Europe Economic Corridor），企圖建立「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被指為以「新香料之路」抗衡「一帶一路」。雖然巴以衝突使此計劃成為泡影，但足見自由經濟體也不乏計劃的調節。香港自回歸以來，曾長期盛行的、以所謂「積極不干預」來抵制內地「頂層設計」的錯誤觀念，該有所改變了。 筆者同時考慮到，香港的「頂層設計」內容非常豐富，人口、土地也包含在內，能夠給香港人一個美麗的願景。但是這樣的設計由誰去做？回歸前，香港的「頂層設計」是由英國殖民地部來做；回歸後，特區政府負起主體責任。然而，香港公務員習慣「接傳真行事」，缺乏宏觀思維的培養及擔當，再加上種種既得利益的阻攔，往往難以獨立完成頂層設計。事實上，香港回歸以來，一直缺乏系統遠景規劃。包括「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戰略，都是中央高瞻遠矚定下來的。因此。僅靠發展局來決策香港的頂層設計，顯然是「不理想」的；只讓財政司去管，也是不夠的。 港英時期遺留的很多不適當的做法都需要大刀闊斧改革，不然香港將繼續吃苦頭。例如，部分官員高於全球水平的薪金，必然造成與廣大市民的「天然矛盾」，應體現貢獻與薪酬相適應的原則。 歲末年初，國家連續出台了多份與香港有關的重要文件。包括國務院批覆的《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建設三年行動計劃》《關於支持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放寬市場准入特別措施的意見》等等。即便不去深入研讀這些文件，從一個個標題中便已經感受到國家對於推動大灣區發展、尤其是推動香港迎頭趕上的迫切心情。 當前問題在於香港是否能跟上中央的步伐。去年8月，國務院印發《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香港這邊卻是一片空白。以澳門為例，特首賀一誠上京述職時又帶了新的一份《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2024-2028年）》。中央和澳門的規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長策」只能作為一個供參考的諮詢檔，一旦既得利益強大，「長策」就變了；規劃就不同，約束力較「長策」大很多。具有法律效力的「規劃」，是政府與利益集團博弈的武器。 回想當年朱鎔基總理曾批評香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試問如今問題是否得到了根本解決？客觀而言，回歸之後的香港面臨許多新的挑戰，宏觀決策和頂層設計都是新課題，需要藉助香港各界的集體智慧。如此，「港式發改委」適逢其時，確是到了應運而生的關鍵節點了。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1-2月號

《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宋小莊 | 華南師範大學港澳台教材綜合研究基地客座教授 習近平主席指出「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自回歸以來，香港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社會和經濟發展取得良好進展；但同時，社會「分化」「撕裂」等情況越來越嚴重。本文列舉了香港利益固化藩籬在九個領域的表現形式，幫助讀者深化理解香港「階層固化」和「利益藩籬」的問題。 2022年7月1日，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中強調，「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2023年12月26日，習近平主席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再次強調，「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說明中央高度重視香港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在某種程度上，利益固化是香港的一個深層次矛盾，香港深層次矛盾也一定包括利益固化。兩者縱橫交錯，盤根錯節。習近平主席的重要講話指明了在「一國兩制」下，破除利益固化藩籬是香港社會改革的必由之路，別無其他出路，而中央將全力支持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 明確「階層固化」和「利益藩籬」的具體內涵 「破除利益固化藩籬」需要破除兩種負面的社會現象：一種現象是階層固化，另一種現象是利益藩籬。 所謂階層固化，就是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由於社會經濟發生急劇發展變化，社會分出不同社會階層；社會某些階層缺乏向上流動的條件，甚至向下流動，最後逐漸形成階層固化。對於社會經濟發生較快變化的時段，用「階層」描述比用「階級」描述更為確切。等一切階層都固化，到了劃分階級的年代，改革可能是很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總觀人類社會，不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亦或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社會呈現不同形態，有的是金字塔型，有的是橄欖型，總是可以分層的。金字塔型的社會富人少，窮人多；橄欖型的社會中產較多，富人、窮人都少。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特別是在金融或經濟危機時期，可能是金字塔的塔尖更尖，富人變少了，但是可能更富了；窮人變窮了，數量也更多了。也可能是橄欖的中間變瘦了，富人也變少了，而且向下流動了；大量的中產也向下流動，由陀螺型的動態穩定變得動態不穩定。 當今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但國與國的關係是如此，一國之內也是如此。一國一地之內，如何分出社會階層，標準和方法很多，最簡單的就是分出四層或三層。按四層劃分，可以分為特殊得益群體、普通得益群體、利益相對受損群體、社會低層群體；按三層劃分，可以分為上層群體、中產群體、下層群體。在此用階層，而不用階級，經濟學家應該是有考慮的。這樣劃分沒有歧視之意，而是表示要對向下流動群體給予特別關注，對正在不斷變化的情況作出比較符合實際的描繪，這對香港這樣的社會可能是需要的，也是合適的。  所謂利益藩籬，就是獲得社會最大利益或處在社會最上層的群體，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阻止其他社會群體向上流動；若被攤薄利益，就想出各種辦法，製造藩籬，如形成壟斷、跨行業控制、官商勾結、政策偏頗、製造不當規限和標準，以及在市場上使用製造輿論、散布謠言、搞亂市場等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對這種情況，相關部門要對有關情況進行深入的、專業的調查研究才能發現。如果泛泛而談，必然引起當事者的反擊和不必要的爭論。 「階層固化」和「利益藩籬」對社會的影響 用階層固化和利益藩籬來表示目前社會經濟發生變化之情況，大家未必熟悉兩者是什麼，如若用其他經濟學上的名詞來說，可能大家就不陌生了。例如：GDP不增長甚至衰退，貧富懸殊、貧窮家庭增多，失業率增長、基尼系數上升等等，或多或少都表現了問題的嚴重性。國家在香港特區實行「一國兩制」長期不變，實際上就是希望在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長期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回歸以來，中央提出CEPA、「一帶一路」倡議、深港合作、河套發展、粵港澳大灣區、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等構想，就是希望香港繼續對接國家戰略，強化「八大中心」地位，抓住各種機遇，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避免出現階層固化和利益藩籬等問題。同時，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破除潛在的階層固化和利益藩籬等相關問題。 在世界範圍內，許多國家和地區都不同程度存在「階層固化」和「利益藩籬」的問題，有些國家和地區不願意破除，它們不僅大多沒有治理能力來應對處理這些情況，還抱有市場會用無形的手幫助解決難題的幻想。這些國家或地方通常就會被美國「盯上」。世界上最關注其他國家「階層固化」和「利益藩籬」的可能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了。從CIA網站中可以看到世界各國最詳盡的關於貧富懸殊的基尼系數資料。世界頻頻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大多位於東歐、北非、南美、中亞等地區，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貧富懸殊，基尼系數特別高。通常來說，基尼系數達到0.4，社會就會開始不安定，在0.55以上，社會就非常不安定了。 香港深層次矛盾表現為九個方面 香港「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與「階層固化」「利益藩籬」不是同一件事，但有關係。香港的「階層固化」和「利益藩籬」可能是香港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引起的，也可能交相為因、互為因果，最終釀成惡果。可以說，前者沒有解決，後者就會惡化；前者解決了，後者也會消失或部分消失。反之亦然。對於深層次問題的表現，在此列舉九個方面：一是GDP增長。香港回歸祖國近27年，GDP僅增長一倍多，且存在貧富差距擴大、基尼系數惡化等問題。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香港並不完全是一個得益者，這個問題值得三思。經濟生活水準上升是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向上流動就意味著生活水準提高，儘管提高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只要有提高就會抵銷差距拉大造成的不滿。相反，向下流動的群體或人數多了，社會就會出現不穩定的情況。GDP增長減速、變緩、甚至退步，絕對不是一個可以小看、甚至忽略的問題。 與一些發達經濟體相比，香港的發展不算慢；但與新加坡相比，香港的發展顯得有些慢，好像是「龜兔賽跑」。根據有關機構最新排名，新加坡超越香港成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亞洲第一大金融中心。新加坡的製造業長期佔其GDP的20%，而香港的製造業逐年遞減，幾乎清零。新加坡為全球第四大高科技產品出口國，香港雖然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但沒有高科技「拳頭」產品出口。新加坡的人口比香港少約33%、面積比香港小約52%、水域也更小，但是新加坡人均GDP約8萬美元，比香港高66.7%。為什麼兩者存在如此大的差距，這個問題值得思考。 二是土地開發。在世界同類城市和中國沿海開放城市中，香港尚未開發的土地儲備高達其陸地面積的70%。在中國沿海開放城市中，鮮有任何一個城市有這樣的土地資源，這還不計算其可以填海造地的水域。《行政長官2023年施政報告》提到交椅洲人工島將提供1,000公頃土地，這可能是世界最貴的、香港模式的填海造地。但在成本高企、政府財政赤字增加的情況下，政府應當謹記開源節流，不要忘了深港邊境禁區還有3,000多公頃的土地，已經多年沒有提到了。 香港土地開發比率偏低，保有大量閒置土地資源，這是世界和內地沿海城市難以超越的優勢。但在這種前提下，香港土地資源的優勢被曲解為劣勢，令人費解，也頗有值得研究之處。香港存留不少郊野公園，可以進行低度開發。香港所處的地質地帶有大量溶洞，由於缺乏日照，不宜開發為住宅區，但作為小型水庫、地下設施、倉儲、儲油庫、特殊場館、冰上運動場等具有可行性。如果溶洞不算太深，洞頂的空間也可以開發，則可能不失為開創性的建築了。從某種意義上，香港利用溶洞的空間幾乎可以說是無限的。新加坡的土地面積較香港顯然小，要增加也只有填海造地一途，根本沒有土地儲備，但仍可以建練油廠，香港可謂自嘆不如了。 三是水域開發。香港有相當於其陸地面積160%的水域，且還沒有開發。但尚未開發的香港水域的優勢還沒有發揮。除了海上交通之外，相關水域可以考慮作為香港的海上牧場。《行政長官2023年施政報告》提到「漁農業可持續發展」，但規模較小，難以作為經濟產業。關於漁業方面，《施政報告》只提及「在四個新魚類養殖區分階段提供新式深海網箱供業界租用」。這四個新魚類養殖區位於黃竹角海、大鵬灣、外塔門和蒲台，其中率先啟用的黃竹角海和大鵬灣魚類養殖區面積一共只有440公頃（即4.4平方公里），還不到香港整個水域的1/350。漁農自然護理署應當對香港水域進行普查，明確不同水域所適合的養殖類型。施政報告附錄《2022年〈施政報告〉指定項目指標的進度》表明「本地海魚養殖產量在五年內增加100%」，但沒有給出基數起點。如果香港的水產養殖業能夠成功，可以拉動漁農業發展，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四是製造業空心化。香港製造業逐漸空心化的過程只有二十餘年，職位需求也在變動之中，目前還無法建立創新產業。如有創新產業，本來也可以先推動產業升級，產業升級可以避免階層固化。對投資內地的廠家而言，香港可成為研發和市場策劃基地，推動產品升級。在產業升級基礎上，可以發展創新的產品。然而產業尚未創新，產品尚未升級，就先被空心化搞沒了，影響了香港的出口貿易和經濟結構。據統計，香港製造業空心化以7%的速度進行著。上世紀80年代中期，有識之士就提出，香港製造業應走向「智造業」，向產品多元化、管理現代化、資本密集化、技術密集化、內地合作化、市場國際化邁進。如果做到了，就業人口和產值各佔30%的香港製造業或繼續存在，甚至有所發展。但到本世紀初，香港製造業就基本衰敗了。大量製造業工人不得不轉行服務業或建築業謀生，從而產生了這一階層的固化問題。 相較而言，新加坡有電子、能源化工、以精密工程為代表的先進製造業，上世紀70年代以來，新加坡製造業佔其GDP比重約20%。新加坡還有世界名列前茅的煉油業。製造業空心化的香港現在要實現產業升級，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實現產、學、研結合，儘量縮短研究期，儘快實現量產，伴隨香港創新科技的遲來，儘早實現創新產業的勃發。 五是教育和社會職位需求。香港年輕人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這是香港的一個深層次問題。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中，「學校所學」與「社會所用」脫節，對香港社會的職位需求沒有反映在學校課程上；學校的課程編排和招生，也沒有反映香港的社會需求。對於這個問題，施政報告附錄《2022年〈施政報告〉指定項目指標的進度》表示2026/27學年修讀STEAM相關學科學生的比例大約為35%，修讀「八大中心」相關學科學生的比例達約60%。這可能還是錯配了。  「八大中心」是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中確立的香港重點發展的八個中心或領域，以確保香港的競爭力和經濟的持續發展。這「八大中心」是否需要修讀過STEAM相關學科的工作人員，實在是說遠了。建設「八大中心」需要核心靈魂人物，即能提出創新構想的、趕超目前亞洲甚至國際最高水準的領袖式人物，不在於是否讀過STEAM相關學科。在「八大中心」中也有半數是不需要用到STEAM相關學科的，例如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 六是教育宗旨。香港回歸後，「愛國主義」教育長期缺位，對於青少年成長產生不利影響，成為引爆一系列社會運動的誘因。解決這個問題，要經過長期應對才能奏效。《行政長官2023年施政報告》提到「愛國主義教育」，要求把「憲法和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的職能擴大至涵蓋愛國主義教育，成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協調政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推動國民教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內容對接，在不同層面加強國家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傳承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這都是可行並但願成功的舉措。香港海關全力響應「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圖為2023年4月15日，市民與香港海關龍獅隊合照，並透過活動加深對國家安全的認識（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七、劏房問題。香港劏房問題的「治本方案」：一是提高弱勢群體的家庭收入，二是加大政府興建廉租屋的規模。即使政府無法提高弱勢群體的家庭收入，但擴大興建廉租屋規模應該還是可能的。據政府調查，香港有22萬人住在11萬個劏房單位中，其中有部分劏房住戶並不貧困。如非貧困戶約為10%，則香港劏房有10萬戶即20萬貧困人口，數量還不算太大。 解決劏房問題的「治標方案」，就是政府要有對應的政策。但目前劏房單位面積租金比豪宅單位面積租金還要高，極不合理。政府限制劏房租金加價，並不能應對此種現象。其實，在政府擴大興建廉租屋規模的同時，劏房住戶是有所期盼的，而劏房業主是有負面期待的。但如現在一個單位若干劏房租金的總和可以遠高於同區相同單位的租金，這就會給劏房業主相反的期待，以為政府並未消除劏房業的政策，香港劏房仍會長期保留並存在，成為香港房屋政策的一個補充或標誌。這是不應該有的誤導。政府如要正面引導，需有其他更積極的限制。譬如，加上改建劏房的部分成本後，一個單位若干劏房租金的總和不得高於同區相同單位的租金。 八、金融業。2022年新加坡超越香港成為世界第三大、亞洲第一大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對能否實現反超應有充分信心和相應安排。《行政長官2023年施政報告》除了提出股票市場的改革外，還可以考慮債券市場；除開展人民幣離岸業務、大灣區金融合作、綠色金融外，還可以考慮阿拉伯國家金融，這對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以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有積極意義的。針對大灣區合作的部分也可以做得更具體一些，令即使不在香港定居的大灣區居民也可以使用香港金融服務。香港是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可以把這個地位進一步做大做強，這樣可以極大地抵禦外部金融風險，維護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九、保持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香港自由港和單獨關稅區的地位是需要保留的獨特優勢，但遭到美國的無理破壞。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香港應當表示反對，並向世界說明美國是無理取鬧的。香港在法律上並非只能處於劣勢、保持守勢，而應當敢於有效反擊美英等國反華勢力對香港的無理攻擊和非法制裁。這樣國際上就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同情和支持香港，再加上國家的鼎力協助，香港收復失地是指日可待的。這也是香港對「一國兩制」的貢獻。 結語 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為此，香港應當調查研究，對「階層固化」「利益藩籬」「深層次矛盾」等疑難問題進行量化分析，並讓廣大市民對此有全面深入的認識，這樣政府的改革才能得到市民的支持和擁護。在中央和香港市民支持的基礎上，政府就可以積極採取統籌兼顧、多管齊下、逐個破除各種藩籬的政策，防範階層固化，解決深層次矛盾，恢復香港的潛在活力和競爭力，糾正香港回歸前遺留下來的所謂自由市場體制下的「積極不干預」政策，補全回歸前遺留下來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及有關公務員體制的短板，更好維護香港長期繁榮和穩定。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