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有酸吃，就是最好的零食。母亲不太吃酸，可能是想多留下一些给我们。想到这，口水又来了。那勾人的味道，穿过童年的樊篱，一缕缕飘到我面前。

我老家在柳州市柳江区百朋镇的一个小山村里。在我隐约的记忆中，1985年前后，村里家家户户备有酸坛，一年四季都在腌酸。人们嗜酸如命，时常夹一两块酸，蹲在家门口吃粥送饭，简简单单就过了一餐。

关于酸的山歌，至今还记得很清楚：“腌酸好比唱山歌，一坛更比一坛多；吃粥唱歌过一晚，好送我俩去爬坡。”那时不懂，问大人，为什么要爬坡？大人们说，爬过坡，翻过岭，拐过六十六道弯，带上一片酸，就可以去柳州府了。

村里人喜欢把笋扔到酸坛，任凭一段时光的发酵，鲜嫩的笋子就变成了酸笋。刚从山边采摘回来，竹笋散发着山里新鲜的气息，煮来吃生脆带着甜，真好下饭。不料，变成酸笋后，性情大变。听母亲说，它变成了发物。隔壁的六奶关节疼，吃了酸笋后连脚都肿了。她嫌看病贵，在家捱着，脚肿得透亮，像一条巨大的蚕蛹。母亲可怜她，偷偷给她针灸。针到之处，六奶哟哟叫。母亲说，莫喊，给你仔听到了。六奶的声音便像一片瓦片，“啪”掉落到地上，再也没有声息。说也奇怪，扎了几次后，脚不肿了。这之后，六奶戒掉了酸笋。可母亲不知道，我一天到晚惦记着六奶家的酸笋。

坛子翻涌起的气泡，聚集在酸坛的盖子下面，你推我挤，轻盈地迸发在空气中，召唤着那些毛手毛脚的孩子。酸坛的声音，是一种来自生活的召唤。六奶家的酸腌得好，除了酸笋外，有白菜梗、辣椒个、萝卜仔、毛豆子、长豆角等。母亲帮六奶治好脚后，我就经常去撩她家的酸。母亲每次都会告诫我：“不能拿手，不能用有油的筷条，不能吃多。”拿着碗，我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六奶忍不住又夹了一碗。有时趁六奶不注意，掀起盖子，直接伸手到坛里，捞起酸就吃。现在想想，她家的酸很神奇，被我们一群小孩的脏手、带油的筷子“糟蹋”过，怎么弄，也不死，真是酸坛的寿星。

以前的大队部有一个大礼堂，礼堂里偶尔要放电影。放电影的时候，我们就跑去礼堂门口凑热闹，隔壁村的人也会来门口摆酸卖。我们眼馋，没钱不敢问。比六奶家的酸，这家酸辣了许多。趁着电影散场，我们迅速跑到礼堂里，在小椅子之间来回穿梭，寻找着有没有零钱掉落。大人们常常是粗心的，掏票掏烟时，一毛两毛的钱偶尔会掉落。收获几毛钱，就够吃一大堆酸了。

我们是那个时代懂酸的食客。推开了每一家养酸人的门，听着每一坛酸的声音。菜叶类的酸坛声音是清脆的，辣椒酸的声音是轻微的，深入坛底的笋子发出的声音更不一样，它们是沉闷的。

六奶的小儿子阿兵，就在酸坛旁边长大。每当走过我们身边，风会带出他的味道，一身“酸里酸气”。他比我们年长好几岁，小胡子像芒草一样一根根长出来，乱蓬蓬地透出春天的气息。黑暗的小屋子里，阿兵就是酸的主人，对于腌酸他有着自己的仪式，其神圣程度堪比大榕树下的祭祀。他洗手、洗刀、洗案板，只留下清水的气息，嘴里念念有词。萝卜切得方正，大小一致，白菜要洗净晾干晒透，辣椒整个放，不能太多，多了会辣。一个酸坛，营造出一个世界。它的世界是隐形的，在清水、老酸和时光的带动下，发酵出了另外一个自己。每一碗水，每一块菜，可能都决定着酸坛的去与留。

我亲眼看到许多家的酸，发臭发霉，整坛子被埋葬在泥土里，丢弃在后山中。被扔下的那一刻，它们就像被抛弃的孩子，哔啵的声音响在了我心里。也有一些家舍不得，刨除掉那些霉变，想着法子吃着余下的酸。这些有营养或没营养的酸，世世代代滋养着山里的人。缺盐少油的年代里，酸就是珍宝，蕴藏了一个食品世界。像人世间，许多事杂陈其中，一点点变化就会引起不断的连锁反应，变幻出不一样的世界。

山里人爱腌酸，也爱唱山歌。山歌调式简单，正如春耕秋收，按照时序就能种植庄稼。山歌内容好比酸坛里要放什么料，适合放什么，看菜品，变化颇多。对歌更需反应，这可比腌酸难太多。阿兵木讷，学了好久，歌声仍然生涩，好像酸没腌好。不知哪里乱了节律，失当的山歌酸溜溜的。这一些，我不懂。喜欢与阿兵在一起，却是瞄准了他的酸。

三月三或天气晴好时，村里人常给自己放假。大家约去山边河畔的开阔地对唱。以歌倚偶或释放情绪，嬉笑怒骂的歌声有酸有甜。能约到一起出游对唱的，心里是甜的。对不上眼的，心里是酸的。生活的各种滋味蕴藏在歌声里，五味杂陈。我们听不出歌里的滋味，只知道阿兵的脸色不对，就赶紧溜。约几个人到山边，寻找成群结队的酸咪咪（酢浆草的俗称）。送到嘴里，一嚼，微酸中夹杂着小小泥粒味。这总比被阿兵骂要强。山歌手一个接着一个牵走心仪的人，阿兵在村里站不住脚了。他偷偷瞒着六奶跑到边疆去当兵，一去就是许多年。听说，他把酸腌到部队里，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而我和堂弟多年后，在县城开了一家酸摊，名字就叫“阿兵酸摊”。城里人喜欢吃我们腌的酸笋，用来煮螺蛳粉更是绝配，是灵魂伴侣。

（作者简介：东木，本名廖超栋，壮族，广西作家协会会员，柳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柳州市签约作家，作品见于《广西文学》《红豆》《三月三》等）